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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书院
来源:尼山圣源书院 | 201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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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前身为南都学舍,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城南,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并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靖康国难时(1126年),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曾重修书院,但未能成功,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应天府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产生原因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 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历史沿革
 

    草创


    唐哀宗天佑四年(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


    书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的后晋,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就是当时归德军的南都学舍赵直为其筑室聚徒。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


    北宋盛世


     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应天府。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以曹诚为助教,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翌年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学化书院


     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经应天知府、文学家晏殊等人加以扩展。范仲淹曾受教于此,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应天府的办学模式,令当地书院风气大盛。李觏先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求学人数曾达1000多人;杜子野在宜黄兴办鹿冈书院,曾巩在临川办起了兴鲁书院,并亲自制订校规并任教,还聘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靖康国难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应天府书院毁于战乱。同时也因南宋偏安,就读于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学大盛日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未能扮演文化传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年),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但为时不久,书院又废。


 
    课程设置


     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应天府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历史地位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年),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期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责任编辑: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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