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成

□ 本刊（儒风大家）记者
■ 张其成

    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中心，三个代表，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 为“易道”，”三个代表”为儒、道、禅，“两个基本点”为“修心”和“开智”。

    我讲管理不是讲技术层面的管理，而是讲心灵的管理，也就是“修心”。人的养生，核心在哪里？在养“心”，而不在于吃什么！吃不是最重要的。

□：首先感谢张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今年年初，在国家博物馆的北面，树立起了一座大型的孔子雕像。对于这一举动，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您赞同将儒家文化开创者的雕像树立在国家核心地段吗？您如何评价孔子及其思想？

■：将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东面的国家博物馆门前，是在给我们民族立一个“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在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在当代社会、在现在这样一个场合下立孔子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当今社会变化多端、生态失衡、竞争加剧、人心浮躁，很多人找不到“北”，也就是找不到“魂”，孔子是我们的第一圣人，孔子的思想是我们中国民族的“魂”。

关于孔子，现代人对《论语》研究比较多，实际上对孔子的关注，还有一本书不能忘记——《易传》。孔子的思想除了《论语》，还有《易传》。单从《论语》研究孔子，而不去读《易传》，那么孔子的思想就缺失了一半，孔子的文化地位至少降低了一半。今天，学术界关于《易传》，争议非常多，我在主编《易学大辞典》时，就收录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就是《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对于这个问题，在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相继出土前学术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可是随着这些文献的出土发现，持肯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的基本观点是，《易传》可能不是孔子亲自写的，但它反应了孔子的一些主要思想，当然其中还有一些道家的思想。但通篇而言，《易经》仍以儒家思想为主。总之，《易经》的作者不一定是孔子，但体现的却是孔子的思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在您看来，学习儒家文化就不能绕过去《易经》，长期以来您都是非常推崇这部经典的。

■：在我看来，《论语》和《易传》应该共同构成儒家文化的主体，但是当代儒学并不太重视《易传》这个部分。因为单是《论语》，还是偏向于社会伦理，偏向于“人道”，而《易传》，不仅言人道，而且明“天道”，是以天道推人道，以人道应天道，《易传》是对“天、地、人” 的共同认识，“易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以加上《易传》，儒家就不仅仅是伦理学、社会学，而且是哲学，是宇宙学、生命学。儒家作为“儒教”，必须有自己的经典，当然就是五经，而第一经是什么？当然就是《周易》、就是《易经》（广义的《易经》包括了《易传》）。如果单有“学”和“庸”还是不够的，《大学》、《中庸》缺了一个角，加上《易》，儒家学说就完备了。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易道主干”的观点，中华文化要找到她的本源和主干。找本源易，找主干难。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六经”，也就是 “大六艺”。马一浮先生就说过：“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而“六经”的第一经就是《易经》，这是古文经学派所说的；而今文经学派则把《诗经》列为首位。古文经学派是从历史先后排列的，今文经学派是从教学先后排列的。毫无疑问，《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是公认的。中华文化的主干是什么呢？儒家说“儒家”是主干，道家说“道家”是主干，后来在西汉末年引进了“佛家”，对中国文化影响也非常大，也有人说“佛家”亦可以为主干。儒、道、佛三家在争议，而这三家的创始人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轴心期”时代，好比三兄弟，就对中国历史实际影响来说，也是难分高低的。

到了隋唐两宋，儒、道、佛三教鼎立达到一个高潮，同时三教的交流、融合也是盛况空前，到后来是“三教合一”。“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三教为什么能“合一”？“三教合一”合一在何处？这个“一”究竟是什么？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终于发现其实三教就合在“易”上，这个“一”原来就是“易”。“易”是什么？“易”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一阴一阳之道。这是我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为何这样讲？因为只有“易”可以统贯儒道佛（中国化的佛教）。

“易道”就是“阴阳中和”之道。“儒家”崇尚“阳”，而“道家”崇尚“阴”。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是一种阳刚的文化，道家是一种阴柔的文化。后来传到中国的“佛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本土文化最有代表的就是易学文化。佛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在中国老百姓层面普及开来，就是《周易》里面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话就在“坤卦”《文言传》里面。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即就报”，于是在老百姓那里一下就普及开来了。后来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其代表就是禅宗，禅宗与易学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中心，三个代表，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 为“易道”，“三个代表”为儒、道、禅，“两个基本点”为“修心”和“开智”。其中这个“禅”就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我们也可以打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可谓“一条红线，三颗珍珠”。易是一条红线，儒、道、禅三家是“三颗珍珠”，是散开的，它们之间有相同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而且这几家之间还时有争议。 “易”这根“红线”把三颗珍珠串了起来。这样，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就很清楚了。现在我在全国各地讲国学，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来讲的。

“两个基本点”是国学在当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用途，国学落脚在这两点上，可以形象地叫做“两个基本点”。 “修心”可以打造“内圣”，“开智”可以打造“外王”。“内圣外王”就是我们古圣先贤的最高境界，也是古人的人格结合点。“内圣”具体的做法就是“养生”，“外王”具体的用途就是“管理”。这样养生与管理就结合在一起了。有些人问我为何又搞养生还讲管理，我回答：“就是搞‘国学’嘛！这是国学的两大基本作用，也是国学的两大基本用途！”国学不是万能的，但在这两点上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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