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教士、哲学家的引领下，思想家们甚至曾以中国为理想坐标构想欧洲的未来。
                                                 ——叶廷芳　　

    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他们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

    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

    最初，西方传教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都派出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上。1593年他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

    利玛窦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不久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继利马窦之后值得一提的先驱人物是德国人汤若望（1591―1666）。于而立之年随金尼阁传教团来中国的他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中文，并以北京建国门旁的古观象台为基地，培养中国天文学家，并修订中国历法，编制出迄今仍为我国编制农历基础的《西洋新法历书》呈献朝廷。

    初期传教士都把翻译经典作为重要任务，但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

    哲学家唱响“中国风”

    “中国风”的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其中哲学家唱出了最高音。被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1646－1716），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其《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

    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

    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1679-1754）也是中国谜。他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因此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绞刑”威胁，从而丢了饭碗。沃尔夫把他的观点又传给其学生康德。

    启蒙思想家崇尚“德治”

    法国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心。主张自然神论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当时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其很快产生“热恋”。

    伏尔泰（1694―1778）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霍尔巴哈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并提出“德治”的主张，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狄德罗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波维尔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赵氏孤儿》远征西方

    西方的文学界当时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来中国的传教士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

    第一个引领者是位名叫詹姆斯・魏金森的英国商人。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将其刊印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伏尔泰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背景从春秋战国挪到成吉思汗时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

    歌德也认为《赵氏孤儿》“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着手改编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早年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时，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他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只是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本小诗集（共14首），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作者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蛇形曲线”成时尚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那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西方人赞赏不已，为此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蛇形曲线”。当年席勒就很欣赏这种蛇形曲线。

    欧洲不少国家当时都将中国元素纳入其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按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也在其波茨坦的“无忧宫”旁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这个皇家园林里醒目的一景。德国卡塞尔一个叫威廉・索赫的人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

    18世纪中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在其经典著作《东方园艺》（1772）中言：对于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他本人就在其自行设计、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里，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形成了一种社会建筑风尚，像英国作家爱迪生、诗人蒲伯等都建造了中国式花园。

责任编辑：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