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十三部经典，它们作为儒家最基本的典籍，其形成、结集和汇刻过程历来都是讲学家和撰述者所关心的，各类经学著作，特别是概论性或通论型著作（如《群经概论》、《十三经概论》、《经学通论》等），都照例要在首章（或相当于首章的位置）设列“从‘六经’到‘十三经’”之类章节来特别介绍。但是，关于“十三经”结集的时代和过程，古今学人的看法可谓异说纷呈，矛盾迭出。兹根据诸说出现的时代早晚，归纳为六家如下：

　　（一）唐代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唐定注疏，始为《十三经》。”由于唐代只有《九经正义》，并无《十三经注疏》，故日本学人山井鼎专门考证儒家经典文字异同的著作《七经孟子考文》，在引录了上述焦说后特别指出：“未详其所据也。”

　　（二）宋初说。龚道耕《经学通论》：“唐代作《五经正义》，则以《礼记》冒礼经，而宋元明承清之。其立学试士……谓之‘九经’。文宗开成时，立石国学……为‘十二经’。宋初，开《孟子》为经，则为《十三经》。” 按，宋初政府并无特别的尊《孟》之举，将《孟子》列为科举考试的经典，实始于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活动。

　　（三）南宋说。杨伯峻说：“到宋代，理学家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将“十三经”结集定在南宋朱熹撰成《四书集注》之后。近时学人仍风从此说，如谓：“至南宋绍熙（1190－1194）间，将《孟子》列入经部，遂有‘十三经’之称。”

　　（四）笼统宋代说。朱剑芒《经学提要》：“自宋列《孟子》于经部，‘十三经’之名亦因以成立。”今之《辞海》从之。持相同观点者还有：夏传才《十三经概论》：“到宋代，原来‘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褚斌杰《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曾于太学中刻石经，共计‘十二经’。到了宋代，理学家抬高《孟子》一书的地位，也被列入经书，至此，儒家的经典才算集结完毕，以后再无增加。”又说：“明清将‘十三经’合刊……成为儒家经典的集成。”据褚说，“十三经”概念形成于“宋代理学家”，而《十三经》丛书却产生于“明清”。

　　（五）明代说。顾炎武说：“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札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乾隆十一年（1746）开经史馆，校正《十三经注疏》。次年，乾隆皇帝撰《御制重刻十三经序》云：“汉代以来，儒者传授或言‘五经’，或言‘七经’。暨唐分‘三礼’、‘三传’，则称‘九经’。已又益《孝经》、《论语》、《尔雅》，刻石国子学。宋儒复进《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所说与顾炎武同。杭士骏《经解》亦以“明嘉靖、万历间，南北两雍，前后并刻，而‘十三经’之名遂遍海宇矣”。刘藻《经解》则谓“十三经”之形成“盖始于唐，衍于宋，而终于明之世云”。今人所编《辞源》亦从此说，谓“至明合称‘十三经’”。

　　（六）清代说。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彼时（汉代）所谓‘经’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石刻‘十一经’，去《孝经》、《尔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经部之始。及朱子……定为‘四书’……《孟子》在经部的地位于以确定，经部唯一大丛书‘十三经’亦至是始完成焉……清高宗乾隆时，既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而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以《校勘记》，此《十三经》完成之经过也。”他还在《经学纂要》中重申说：“及清高宗刻《十三经》于太学，于是《十三经》这部丛书乃成定本。” 蒋说多所未安（如“蜀石经”只十一经，且无《孝经》、《尔雅》等，详下），其以“十三经”概念形成于南宋朱子之后，直到清乾隆刻“十三经”入石、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才完成《十三经》的汇刻，更失之过晚。

　　由上可知，学人在考察“十三经”结集过程时，提出了唐代、宋初、南宋、明代、清代诸说，还有笼统的宋代说。在如此悠长的岁月中，都被学人认为是“十三经”的形成过程，这个历史跨度似乎拉得太长，同时也没有指出《十三经》形成的具体时间和事件。当然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诸家之说，有的系指“十三经”称呼或概念的形成，有的又指《十三经》经、注、疏的汇刻，但不管何种所指，其实质都代表儒家《十三经》经典体系的结集和形成。虽然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形成都有一个酝酿过程，但同时也应当有一个起突破作用的关键点，也就是说新事物的最终完成必然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和明显的成果作为标志。那么关于“十三经”丛书，抑或概念、注疏或汇刻，其最终出现于何时呢？又以何物为其突出的标志呢？

　　夷考载籍，以上诸说或失之过晚（如清代、明代），或失之过早（如唐代），或失之过泛（如笼统的宋代）。作为儒学最为重要的文献“十三经”，学人对其结集过程尚如此认识不统一，必然影响到对儒学史、经学史作出正确的认识和研究，故有再作审察、予以厘清之必要。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