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楼全貌

    现今，高考已成为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渠道。而其实，早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我国就有了通过考试“分科取士”的做法，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科举”，我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就是位于夫子庙西北的江南贡院。唐伯虎、郑板桥、文天祥、吴敬梓、袁枚、林则徐、施耐庵、方苞、邓廷桢、翁同龢、张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陈独秀等历史名人，均为江南贡院的考生或考官，江南贡院见证了我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兴衰与终结。有专家认为，古代和近代南京的兴盛，就是因为有了江南贡院的缘故。

    ■历史变迁

    考场规模曾居全国之冠：贡院历史800多年占科举史一半还多
　　

    江南贡院是公元1168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创建的，距今已有800多年。而我国的科举制度，则是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唐朝时得到了完善。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为读书人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当时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赞颂之词。应该说，科举是古代最公平的“选官”制度。

　　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馆长周道祥先生对记者说，有人将南京的繁华归于六朝古都或青楼文化，其实都不对，江南贡院的科考才是南京繁荣的渊源。

    从历史延续角度来看，虽然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由于封建帝王的狭隘和短视，几乎每次“改朝换代”，都会给南京带来大破坏甚至大浩劫，如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军攻入台城灭亡了陈朝，随后有意识地实行抑制江南的政策，隋文帝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和宫殿全部毁掉，改作耕地，以防止被人占领后继续称帝。隋、唐二代全国统一后，六朝都城降为镇江润洲管辖的属县。对此，周道祥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爷爷交给孙子管”。

    贡院考试号舍曾有20644间

    周道祥馆长介绍说，江南贡院是南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府史正志创建的，当时叫建康贡院，起初为县府学考试场所，占地不大，若遇考生增多时，还要借用寺庙的场地举行考试。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科举考试就在集乡试、会试于南京的江南贡院举行。公元1421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于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参考士子日益增多，原有考场显得过于狭小。永乐皇帝便没收犯臣纪纲的府邸，及秦桧之子贝喜祠等改建“江南贡院”。

    明、清两代，江南贡院不断扩建，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另有主考、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的用地，曾经占地约三十万平方米，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抵奇望街（今建康路）。

    江南贡院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其建筑物总数达20000多间，是排在第二位共有9000多间的顺天贡院的两倍。而且从数量上也超过号称“9999间半”的北京故宫。因传说天上的玉皇大帝有宫殿万间，因此人间的皇宫不敢僭越，再多也只称“9999间半”。
　　

    遗址建起中国唯一科举博物馆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根据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诏停止科举。民国初期在“拆贡院、辟市场”的倡议下，江南贡院除保留下约3万平方米的中心建筑“供后人观瞻”外，其余部分被辟为“商肆闹市”。

    1927年北阀战争胜利后，贡院被保留部分作为南京市总工会所在地；蒋介石“4•12政变”后，这里改作民国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抗战时期，这里成为汪伪政权行政院、最高法院所在地；解放后，这里成为南京市中医院所在地。改革开放后，政府在已成为南京市中医院的江南贡院保留部分，挖出了1000多平方米的遗址，成立了我国唯一反映中国科举历史的专业博物馆。

    ■影响深远

    夫子庙因它繁华：青楼业兴盛不能带动夫子庙

    此前普遍有人认为，是夫子庙带动了南京的发展和繁荣。对此，周道祥先生表示，我国古代一直将儒学作为正统的思想文化，因此各地都有俗称夫子庙的孔庙，全国至少有两三千处孔庙。纵观全国的孔庙，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都没有能起到带动一个城市的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位于秦淮河畔的南京夫子庙因是庙市合一，近代以来影响很大，但它也是因为有了奔江南贡院而来的巨大人流才热闹起来的。

    至于说青楼文化带来南京的繁华，那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南京历史上虽不乏风月场所，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青楼人物出现在明末清初，不可能带动早期南京的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相反，倒是科举考试造就的人员大流动和经济繁荣，让一些骄奢淫逸的豪门富族促成了夫子庙青楼业的空前发展，虽然反过来对南京的畸形消费有所影响，但它是“果”而不是“因”。

    三年一大考：南京流动人口激增
　　

    对于自己提出的观点，周道祥馆长提出一组数字作为支撑的依据。他说，即使到明代南京成为明王朝的首都，南京的人口也不过100多万，而每次因科举考试而增加的流动人口，已接近甚至超过当地的城市人口，这在交通和物流业不发达的当时，可谓奇观，而这正是带动南京空前繁华的原因。

　　江南贡院三年一大考，每次开考前需要提前一年准备，如修缮考试用的上万个号舍、为应试考生提供各类服务，为了应对考试动用的相关人员大约需要10万人。而直接参加科考的有2万多人，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可是天大的事情，不仅是自己家而且是整个家族甚至一个地区的荣耀，所以无论贫富都有人送考，一般是一个考生有10个人左右陪送，有的甚至一个家族的人都会出动，当年陈独秀从合肥到南京应试，就是由其大哥带了十多个人送到南京的。照此比例计算，陪考者约有20万人。
　　

    赶考携货物免税：明清南京是物价“低谷”

    当时还有一个特珠的规定，即圣谕“凡举子赴京应试，沿途关卡免验放行”，也就是说对考生携带的行李物品等免于检查。
千万不要小看这条规定，当时朝廷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经商课以重税，而课税的环节就在流通领域。因此，善于算计的商人，就把长途贩运的货物，装在载有考生的船上或车队里，沿途经过关卡时，凭官府发给考生的那面“奉旨赶考”的杏黄旗，即可顺利过关，偷漏关税。所以，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被这些商人以免费提供交通和食宿费用所利用。由此算来，包租船队、车队借考生“免税”旗“闯关”的老板和伙计,也应不下20万人。

    由于来自全国的商人将各地的“免税”货物运到南京，使南京的物价水平低于周边甚至全国各地的城市，低廉的物价又吸引各地的小商贩前来，这些到南京“吃批发”的小贩，也是数以万计。而陪伴考生到南京的富家子弟中，许多人都会到灯红酒绿的夫子庙等地寻花问柳潇洒一番；而那些家境贫寒的陪考者，不少都是会厨艺、手艺等技能的，他们到南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劳动挣钱供考生顺利完成科考，这又带来各技艺的交流。

    此外，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促成了秦淮小吃等南京饮食文化发展，为外地客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促进南京的文化、艺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歡歡 刘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