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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管理哲学及其当代价值
来源:搜狐-大道知行 | 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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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在“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作者:张践,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当时主要是从管理国家的角度出发建立的,在当代社会对于企业的宏观管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为政以德”的企业理念

 

东西方管理学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西方的管理学主要强调技术性、科学性,其代表作就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把人看成经济人,把对人的管理简化为对资金、技术的管理。西方管理学的主导思维方式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把价值理性的问题交给了宗教。所以西方重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刚性管理。而中国自春秋战国宗教衰微后,价值理性的问题都交给世俗化的哲学来解决,在管理学中首先考虑的是人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成为中国管理学的突出特点,以道德教化、情绪感染、领袖魅力为特征的柔性管理是中国管理的特色。那种纯粹的技术派,在中国式管理实践中根本走不通。简单地批判中国太重人情世故,办事讲情面容易,但是要改变这一现状几乎不可能,所以当代社会发展中国的管理学,在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经验同时,更需要注重中国的文化特色,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把东西方的优势“综合创新”,创造出一种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管理学。

 

1.“道之以德”的价值导向

 

“德治”,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各个学派管理思想的最突出的标志。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下引用此书仅注篇名)道德本来意义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与治理国家,治理企业似乎无涉。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其运行就会发生混乱,官员、人民就不知道所从,这就是政治的合理性问题。放在企业,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理念问题。企业当然要以盈利为重,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知盈利,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就在发展中迷失方向,就会被公众所抛弃。

 

那么什么是“道之以德”,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仅仅以刑罚来管理人民,也许人民暂时可能不敢触动法律,但是他们心中却没有正义是非的观念,不知道羞耻,一旦社会监督不到位,人么坏事都敢干。所以孔子主张用道德教化民众,用礼乐规范行为,这样人民不仅不会做违反规则的事,而且会把这种规范内化为一种自觉。

 

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是一种市场经济社会,企业以营利为重,国家提倡以法治国,但是绝能认为仅仅有市场和法律就可以放任社会自主运行了。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的规范。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探讨市场运行的规则,但是他还有一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应当遵守的道德。正如斯密所指出:“因此,正是那种顾及他人多于自己,既能自我克制,又能遍施仁慈的情操,才造就了完美的人性……爱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这是基督教的伟大戒律。”(【英】亚当·斯密著,宋德利译:《道德情操论》,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0页)离开了基督的道德教化作用,人人只顾自己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西方的市场经济也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我们对西方现代社会有一种误解,以为近代通过启蒙运动,就把造成黑暗中世纪的基督教消灭了。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基督教经历了这次精神的洗礼,淘汰了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内容,仍然是西方社会主要得到的源泉。美国的总统要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美元上写着 我们信仰上帝,美国学生在国歌前宣誓的誓词中有:“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所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等等。可以说信仰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而我们近代中国对于自己的传统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导致了严重的信仰真空。道德缺失造成了官员贪腐、企业造假、学者剽窃、信任缺失等等社会乱象。2017年中央两办文件指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用中华文化涵养的企业精神,首先是一种道德精神。

 

2.“齐之以礼”的组织文化建设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儒家所说的“礼”,是西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宗教仪式、生活习俗的总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古代发挥着调节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前文所引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的德治主义光有教化还不行,还需要有一套礼乐制度作为半强制的规范。古代社会有很多行为,尚不足以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光有道德说教也不起作用,就可以动用“礼”的制度来进行调整。所以笔者曾经撰文称:礼是介于法和道德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参谋拙作:《儒家的“德治”与“礼治”》,《光明日报》200165日)“礼”既具有思想的劝化作用,也具有体制的约束作用,是一种具有人情、伦理、宗教色彩的不软不硬的约束系统。

 

当代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特别注重情面,就是由于古代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齐之以礼”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事情是靠各种社会关系约束的。由于近代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西方文化等等的冲击,传统的宗族关系、乡党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社会关系几近消亡,因此情面反而成为社会法治的障碍。当代社会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礼乐”系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起码我们企业内部可以探索建立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用这种企业文化调节内部关系,约束员工行为。《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们把自己的视听言动都限制在企业文化规定的范围内,长期坚持并变成一种自觉,那么这个组织就会行为整齐划一,对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3.儒法相济的管理策略

 

儒家讲道德教化,提倡柔性管理,但是并不是不要法治和刚性约束,对于那些不听教化之类,刚性的管理手段也是必需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里所说的“名”,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德”,名不正就是没有建立自己政治的合法性,自然会造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如果刑罚不恰当,民众就会手脚无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儒家管理讲究“德主刑辅”,即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惩处为辅。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特别重视教育的价值。关于治国,孔子更重视对百姓的教诲,“不教而杀谓之虐”,“以不教民战,是谓之弃”。(《尧曰》)对于人民不教诲就惩罚他们,是一种暴虐的行为,没有训练就把士兵拉上战场,是对他们的抛弃。反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经过七年的教化,人民可以团结作战,勇猛无敌。孟子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只要经过教化,人民就可以为了正义而战,打败武器装备强大的敌人。

 

儒家与法家相比,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一般不主张轻易动用刑罚。但是儒家并不是完全不要刑罚,“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手段。儒家从来就没有反对,更不会将其轻易抛弃。“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召公二十年)孔子主张统治者不能放弃刑罚,如果放弃了刑罚,会使老百姓产生一种无所畏惧的感觉,会无所不为,这其实是害了百姓。

 

现代企业家管理企业,更需要这种赏罚分明的精神。唐山豪门集团董事长陈世增先生管理企业有一句名言,叫做“兄长的心+厂长的手,”即把对员工的慈爱与严厉相结合,是管好企业的有序办法。江苏春兰集团公司总经理陶建幸提出“无情的三铁”(铁条例、铁纪律、铁管理)和“友情的爱心”(优厚的职工福利)相结合的管理。海南航空公司以“严”著称。创建之初,两名到美国接受培训的飞行员,回国时已是大年二十九,他们就直接回家过年而没按规定先回公司报到。陈峰知道后,立即将他们开除。当时送他们培训耗资10万美元,这次开除,代价不小。他说:“我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教育,教育本人、教育大家。海航‘以德治企’,是把做人的规则作为第一条防线。我们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要以制度为最后一道防线。”

 

二、“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

 

1.“修己以敬”的自我管理

 

儒家文化是一种重视道德修养的文化,《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特别是对于领导者,个人的修养就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身从修炼自己道德行为开始,是指心存敬畏。但仅此还不够,一个君子不仅要自己修身,还需要把修养的功夫用于其他人,首先是自己的家人。再向外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

 

儒家文化的体系结构是“内圣外王”,即从自己的道德修养开始,逐渐外推为社会的管理行为。《大学》称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管好,儒家关于君子修养的条目很多,如“三戒”、“三乐”、“四绝”、“五行”、“五美”、“九思”等等。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同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然后是把自己的家管理好。齐家又首先从行孝开始。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亲都不孝顺,连为自己的父母近一点义务都不愿意,那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个愿意为社会奉献的人。在家里孝敬父母, 出门也不会变成违法乱纪的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所以儒家提出了一个“移孝作忠”的理念,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家庭就是培养忠诚的最好场所。儒家把国家看成是家庭的放大,把父亲看成家庭的君主,这种家国同构的思维方式,成为封建国家最好的理论证明。

 

把自己国家治理好以后,进一步就是治理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齐国”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孝为仁爱之本,将孝道推广于天下,就会出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以孝治企业”,很多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家,都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践这一原则,例如苏州的锢得集团,东莞的泰威电子集团等等。他们将企业看成一个大家庭,企业家将员工看成自己的子女,员工将企业家视为“大家长”,企业上下齐心,创造了很多管理奇迹。例如江苏的锢得集团,可以取消员工打卡,不搞计件工资制度,仍然创造力同行业的最高效益,充分说明了中国管理智慧的威力。

 

2.“帅之以正”的组织管理

 

“帅之以正”首先要求管理者自身做出榜样。一个社会、一个企业道德的养成,仅仅靠提倡的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依靠领导者的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下属和民众实行道德教化,正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领导者个人的言行,具有巨大的表率作用,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子纲领。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同上)在孔子看来,“于正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宫》)要想把一个好的制度、政策、道德推行下去,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极为重要,即所谓身教胜于言教。领导干部决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样的话部下决不会真正信服。

 

汉代名将李广,就是一个“身正令行”的典范。他历任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每次一得到朝廷的赏赐,立即分赏给其部下,同士卒一起吃喝。他带兵打仗,每次长途跋涉、口干舌燥之时,遇到水源,总是先让士卒喝。如果全部士卒没有饮够,他就决不喝水;如果士卒不全部吃饱,他决不进食。再加上他平时对下属和蔼、宽厚、不苛求,所以士卒们都爱戴他,很乐意为他效劳。

 

现代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85年为其专著《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再版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从很大意义上说,管理是树立榜样。”德鲁克的论述,与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早了两千多年。

 

其次,“帅之以正”要求企业家以“正道”管理企业,而不能用“邪道”管理。有一副对联曰:“是非说善恶说真伪说得失说众说乱耳,黑白道官匪道正邪道人鬼道天道酬勤。”其中就包含着不分是非,只要实干就行的思想,儒家是反对这样管理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中文很有意思,大多数都是形声字,政治的“政”字,表意的一半就是一个“正”字,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要坚持正义的原则。当代的企业管理,也要以“正道”管理企业,不能靠歪门邪道。君子当行之“正道”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介绍“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所谓“五美”就是五种“正道”,而“四恶”则是四条“邪路”。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这是关于五美的内容,所谓“惠而不费”,就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给百姓以实惠,又不破费国家的资财。好的政策,就是要努力开源节流,创造财富,是上下都得到利益。“劳而不怨”是指,让群众干他们想干的事,这样他们即使很累也心甘情愿。“欲而不贪”是指大力提倡正当的欲望,反对限制污浊之欲,而百姓欲仁而得仁,他们就不会贪得无厌了。例如一个企业,制度设计的合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也就没有人想多吃多占了。“泰而不骄”是君子应当具有的一种良好品德,不论人数多少,地位高低,对谁都不怠慢,自然也就在人群中树立了“泰而不骄”的形象。“威而不猛”是说君子在任何时候都要行为端正,衣冠整齐,在群众面前树立一种凛然正气,这种凛然正气就是一种“威而不猛”的形象,让群众敬仰而不害怕。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四种管理方式,属于应当绝对禁止的。“不教而诛谓之虐”,既没有对法律、政策进行充分的解释就仓足执行,被惩罚的人不会服气,会认为统治者暴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即不劝诫、不告知、不帮助,就要求下属成功,这一很粗暴的。“慢令致期谓之贼”,即部下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上级前期没有进行必要的督促,致使下级完成任务误期,这是上级的错误(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是说该给部下的东西就要大大方方地给,不能到了该支付的时候舍不得。“有司”只是一些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往往贪吝刻薄,君子不能如此。

 

3.“博施济众”的社会管理

 

儒家一向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的观念出现很早,西周时期周公就曾说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管子·霸言》则提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更是坚持了这一方向。《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孟子则发展为“民为贵,社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百姓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了君主之上。

 

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在治国方略上,孔子把“博施济众”当成管理的最高纲领。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尧舜等圣王所完成的伟大事业,也在于他们能够做到博施济众,达到天下太平的境界。这里多说的“博施济众”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儒家讲“德治”,孔子解释说:“德者,得也”,德政就是让大多数民众的到好处,就是要“利民”、“惠民”,“惠足以使人也”。《礼运·大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博施济众的世界,也就是儒家所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说通过武力征服世界,而是通过宣扬王道教化世界,是世界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

 

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博施济众”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每一个社会贤达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家。明代休宁米商刘淮,“客于嘉、湖,时岁饥,有囷廪米,或言可乘时获利,而淮不以为可。曰:‘孰若使斯土之民得苏利大也。’乃与、减价以贸,又为粥以食饥者。”这就是儒商博施济众的良好实践,获得了社会的好评,为今后自己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

 

三、“重义轻利”的经营哲学

 

1.“先义后利”的是非标准

 

无论是国家管理还是企业管理,处理好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必须考虑大问题。儒家从“德治主义”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义利之辩”,让人们学会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在儒家文化中,“义”是一个很高的概念,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当以“义”为自己的人生本质,然后按照“礼”的原则去贯彻“义”的本质。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的行为首先要考虑道义的原则。孟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五常”,看成一种永恒的道德。在春秋战国,“义”有很多的解释,但一般认为“义者,宜也”,即适合于人伦关系的道义行为。如“君义臣行”、“母义子爱”、“父义母慈”、“夫和而义”、“信近于义”等等。

 

“利”泛指物质利益,广义地讲可以包括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在孔孟的原典上,则以讲个人利益为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明确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这里所说的利就主要是指个人的利益,而义既是道德原则,也代表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小人,只能用个人利益打动他,而对于君子,则要对他们晓以国家、社会的大义、大利。不仅伤害社会的私利不能取,而且仁人志士还需要时刻准备着为社会公利而献身。《大学》说:“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群体利益至上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反对追求个人功利。

 

2.“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

 

儒家提倡群体利益至上,所以在义利关系上上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即考虑个人的所得是否合乎道义的原则。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则舍利取义。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的一生就是为正义和道义孜孜以求的一生,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但是并不为之感到痛苦,而是乐在其中。因为孔子从年轻时代就树立了远大的志愿,“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追求道义才是生命的意义。

 

孔子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孔子生活在私有制社会里,追求财富与权贵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孔子不是共产主义,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但是儒家认为财富应当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可取,以不义的手段脱离贫困也不可行。为了财富和势力不择手段,将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论乱,最终的结果将是大家伙共同完蛋。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不在所取钱财多少,而在于所得之道是否合乎道义。

 

中国人把诚信经商,取之有道的人称为“儒商”。历史上虽没有“儒商”这个词,但是却有类似的概念,如《管子·乘马》:“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即认为没有诚信品质的商人不得从事贸易活动。《战国策·赵策》:“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即认为品德高尚的商人不在于争一时一处买卖价格的高低,而在于把握买卖的时机。《史记·货殖列传》:范蠡善治生,“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孔门弟子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范蠡、子贡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儒商,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孔子的成功也得利于子贡的支持,“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所以儒商也就是有道德的商人,也可以称为“德商”。

 

3.以义生财的价值观念

 

对于增加社会的物质利益,儒家不仅不反对,更是大力提倡。《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看到卫国的人口很多,他认为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使他们富起来,在下一步则是加强教化,是他们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这反映了儒家一般的财富观,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学说,不可能把社会上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看成罪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一个士大夫什么时候才出来与统治者合作呢?关键看统治者是否推行仁政的主张。一个国家有道,就积极与之合作,国家无道则归隐山林,保持自己的信仰。如果在一个丧失了正义原则的政权下奔走效命,并且发财致富,这是个人的耻辱;可是如果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正确,一个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那就是你个人的耻辱了。

 

进而儒家设计了一套以义生财的方法。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用正确的方法追求财富,即使是被人视为低贱的劳动,也是光荣的、可行的。孔子幼年出身贫寒,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本人并不把劳动看成卑贱的。《大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财首先要尚德,只有具有道德的人,才能够聚拢财富。德是本,财是末,应当以德生财,反之则会人财两空。《大学》又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国古代属于自然经济社会,以农耕为本,主张先生产后分配,量入为出,国用自足。

 

到了荀子,其《富国》篇专门讨论经济问题,设计了一套“节用裕民”、“计利畜民”、“轻田野之税”的具体富民措施,奉劝政府开源节流、合理规划、轻徭薄赋,使国富民强。可见,儒家之重义主张与百姓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从管理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调动社会上所有成员劳动的积极性,使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和力量都用到合理生财的轨道上来?关键是要有一套好的制度,是获得财富人的人心安理得,没有得到的人心平气服,这就是“以义生财”。实践证明,只有那些“以义生财”的企业家,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

 

4.诚信为本的经营策略

 

以义生财的企业家,就要做到诚信经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提倡以德治国,一向把诚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信誉是最重要的。可以暂时没有武装,没有粮食,但是只要统治者取信于民,面包会有的,枪炮也是会有的。可是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那这个政权也就必然垮台。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只要对人民讲信用,人民自然会全力支持你。当年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十三个人,但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打下了天下,其中对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也最吸引人心的地方。人民群众不使用选票推举共产党获得江山,而是用小车、粮食、生命把毛泽东推上了天安门。

 

诚信第一个字是“诚”字,诚讲的是诚实、真诚,“信”讲的是信誉、信用,“诚”与“信”相比,诚更根本。孔子直接没有讲到“诚”字,但是说到“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谨而信,敏于行”(《学而》),已经有了“诚”的内涵。孟子则大力发展孔子关于诚信的思想,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把“诚”说成是“天之道”,即宇宙之间的普遍规律。天又把这种普遍的规律赋予了人心,成为人心中“仁义礼智信”先验的善良意识。战国时期另一个大儒荀子也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也就是说诚乃君子的立身之道,办事之本。

 

古今中外,诚信故事比比皆是。凡成大事者,莫不以诚信为先。中国古代由“尾生抱柱”、“曾子杀猪”、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诺千金”等等故事。现代企业如“同仁堂”古训说:“品物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炮制虽烦必不敢减人工”,重视产生质量。香港李嘉诚说:“诚信是一张永恒的存折”,是企业经营非常宝贵的无形资产,甚至胜过亿万资金。

 

责任编辑: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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