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才子”、“当代孔孟”、“国学大师”，这些都是龚鹏程先生的“江湖”名号。近日，东方出版社为这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在北大举行出版座谈会。“才高八斗”，“学贯古今”，“融通中西”、“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是会上乐黛云、温儒敏、张颐武等学者对龚鹏程的评价。

　　龚鹏程生长于台湾，曾创办过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他融通儒道佛三教、兼治中外古今学术，且能积极实践，知行合一。目前已有著作140种左右，设立的文化教育机构十余处，遍及两岸、欧美及东南亚。近年来，他移居大陆，在北京大学任教，对时下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之发展，提供了许多引导与匡正。

　　《工人日报》记者就这次座谈会上发布的东方出版社新出十余种龚先生著作，以及治学方法、国学传承等问题采访了龚先生。

　　记者：您是一个非常博学的学者，但是现在我们的学者研究面非常狭窄，你怎么看待博学与专业的关系？

　　龚鹏程：没有博学怎么能专业。我小时候练拳。在台湾的所有的武术馆都有国术馆，除了练习武术还是个医馆。练武受伤了怎么办？中医是练习武术的人必须要会的。还有练铁砂掌，要吃药，还要泡水，消毒去火，慢慢地筋骨才会更强壮。我们打穴，天天要去看穴位图。练习武术的同时懂得中医、懂得药。我练这个东西当然是我的爱好了，而这个爱好跟我看武侠小说，读武侠文学是分不开的，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对武侠背后的东西也有理解。光会出来练一套拳，周边什么都不懂，就跟只会做一套体操一样。

　　古人通博。但据庄子看，除了老子仍属于古之博大真人以外，诸子百家都是走分的路子，而且越分越细，终究会“道术为天下裂”。对此，他十分悲观。目前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道多歧，枝末亡羊。各路专家各自研究他手上那一片叶子，没人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

　　但我并不如庄这般悲观。因为先秦诸子时道术已分，汉代就分得更厉害，经学诸子均各有博士、各带博士生。经学还分五经，五经中又分不同老师，各师各有师法，像《尚书》就分大夏侯小夏侯；《诗》齐、鲁、韩、毛，则是家法之异。这不跟今天很像吗？但西汉如此，东汉就渐合了，开始走博通的路子。马融郑玄王肃之后，通今古、合众氏，才足以称为大儒。专门名家之学固然仍有，但博通是基础，所谓由博返约；也是归宿，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段历史，便很值得我们玩味。

　　现在专家之学的弊端，其实大家已渐明白了，大学也开始推动博雅教育，故风气渐变，未来像我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若嫌此自然风气之变太慢，也可练习着做点改变。改变之道，一是多做根源性思考，研究叶子的，渐知要回到根干上去观察。二是多做跨学科交叉训练，养成习惯。三是一题一事一物，渐由多角度去观察，穷其事理，东坡所谓“八面受敌法”是也。如此渐摩渐改，习与性成，自能渐蕲于通博。

　　记者：您是非常注重国学的传播的，主持都江堰文庙、马一浮复性书院等众多文化机构，勤于更新博客、微信，在电视上做节目等等。请问您感觉成效如何？

　　龚鹏程：传播当然重要，过去把儒家说得臭不可闻，不就是靠传播吗？顾颉刚在抗战时，避地后方，无书可读。架上虽有程子文集，但早听说宋明理学是腐朽的、杀人的，所以根本不想去读。后来实在没书看，姑且打开来读了才大吃一惊，说：“啊，原来人家十分明通嘛！”我们过去把传统宣传得太臭了，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读，什么宫室之美百官之富都没见过，就这样已经知道它是封建糟粕了，就认定它是害得中国落后的元凶了。所以现在要拨乱反正，也不得不重视传播。

　　传播并不能像从前那样靠造谣和洗脑，更不能凭政治力量强人以就我，故我的传播，除了说理式的讲学（不是卖膏药、灌鸡汤），还要利用具体的活动，以结合媒体与产业。譬如我去大声疾呼现代社会不可无礼呀、应恢复礼乐文明之传统呀，人或厌之，疑我又要吃人。可是只要请他来看一场我办的成人礼、婚礼、射礼、乡饮酒礼，他马上就会幡然改观。

　　早先我在台湾办生死学研究所，推动殡葬管理时，也是人皆侧目，诧为怪谈。结果改造了整个殡葬业，人人受惠。还有人专程飞来北京，找我致谢，说丧葬礼俗改革得好，存殁均安。我在都江堰文庙办这些礼及祭孔等，北京、云南、山东各地也都要来观摩，逐渐就把孔庙也都活化起来了。书院也是如此，目前叫书院的机构近万家，我略有宣传之功，因为若真想接续书院传统，即必须读我的书、参鉴我做过的书院与大学。其中故事多了，岂能细讲？

　　记者：这些年来，西方的文艺理论横扫中国，传统的文学鉴赏方式日渐式微，您有何评论？

　　龚鹏程：剥极而复，我一点也不担心。近年西方文艺理论事实上也尸居余气，没什么新货色可供稗贩。我国青年一辈学人之国学功底则日渐可观，消长之机可以预卜。

责任编辑：鹿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