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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的发展
来源:百家号 | 20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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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思潮加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使得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理学的产生,古文写作中亦出现了重道轻文的弊端。这个时期作家思维的变化,在于理念意识的加强。古文写作不纯是为了记叙一件事,更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说明有关政治教化的道理。因此“通经明古”成为散文写作的首要条件,经书是为了从儒家传统经典中寻求义理,不专在于章句注疏。如尹洙“尤长于《春秋》,善议论”(见《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师尹公基表》,安集》卷四十七);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之间,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宋史》卷三百十四)。但通经须与明古相配合,明古的目的在于究明古今治乱之原,为古文的写作提供事例,不致于使义理流为空泛。义理畅达和引证丰富是宋代散文的一大特色,如欧阳修的《朋党论》,主要道理前半部分就已说清楚了,后半部分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引出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丰富的引证使义理的阐述化为文气灌注的铺叙,成为形成文章结构和风格的重要手段。不仅有助于布局的完整,义理的畅达,而且能造成汪洋恣态肆的文势,增加文章的感染力。王安石在(条欧阳文忠公文)中说:“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轴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魂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解,其清音的,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间辩,快如轻车驶马之奔驰。(《临川集》奏八十六)。

 

 

义理与文气的结合,使古文写作便于议论铺叙,有经世致用之效;同时也不失文章气的,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但也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经学、史学和文学被同归于道之用,文学观念带有宗经复古的色彩。古文写作常常以弘扬儒家的仁义教化为目的这在一定时期固然有助于克服片面追求文辞技巧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但进一步发展,则可导致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否定。这点在宋初的柳开、穆修等人的主张中就已很明显,而到了这个时期、又因理学的产生进一步发展了。如孙复在《答张洞书》中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歳解说之类,虽共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若肆意构虚无状而作,非文也,乃无用之言尔,徒污简册,何所贵哉!(《孙明复小集》)孙复与胡现、石介是同学,同为宋代理学的发朝者。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二人。”(《欧阳文忠全集》卷二十五)与古文运动一样北宋中叶兴起的理学,也是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物。在一开始,古文家和理学家的许多观点看法是一致的,都主张恢复儒家的道统学说,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反对片面追求语言形式之美。如景祐三年(1036),孙复在给范仲淹的(寄范天章书》中要求镂经板置于太学,认为:“且文选者,多普宋齐梁间文人靡海之作,虽李善注之,何足贵也,国家尚命後板置诸太学,况我圣人之经乎。”(《孙明复小集》)他的要求得到了范仲淹的认可。同年,范仲淹还荐胡璦于崇政殿。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理学先驱者们是站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革新派一边的,石介的《庆历圣德颂》颂的就是范、欧等人。

 

 

他们在彼此的交往中建立了很深的情谊,以至后人在谈到这一时期的诗文革新时,常将他们视为同道,其实他们之间的文学思想是有区别的。欧阳修等人虽讲明道,并不否定文的独立性,以为“偶细之文,荷合于理,也未可非”《论尹师鲁基志铭》,《欧阳文忠全集》七十ニ)。可孙复、石介等人则有重道轻文的倾向。石介在《代郓州通判李电田荐土建中表》一文中主张:“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担石先生文集》卷二十)当时,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与理学先驱者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还直接体现在对西昆文风的批评上。欧阳修等人是不满西昆文风的,庆历三年(1043),王安石《张刑部诗序》中说:“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庫然穷日力以幕之,粉墨青朱,颜错丛庞、无文章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临川集》卷八十四)批评的着眼点在于西昆文风无"属情藉事”之实,并未否定文辞的作用。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欧阳文忠全集》卷六十七)而石介则从宗经的角度对西昆体作了全面地否定。《怪说中》云:今杨亿穷妍极态,风月,弄花草,湿巧伤頭,浮华组利铵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离析圣入之意,置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漠入《再贡》、(洪范)《诗》之雅、颁,《春秋》之经,《易》之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级风月,弄花草,遅巧修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祖徐石先生文集卷五》。

 

 

石介此文作于景祐二年(03),当时欧阳修读了就很不以为然,在《与石推官书》中指出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欧阳文忠全集卷六十六)由于当时正值文风改革初期,石介的“太过”之论和大声呼喊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欧阳修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异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石介等人的主张就日益暴露出它的消极作用来了,在古文运动中出现了一种食古不化、怪癖难晓的”太学体“太学体”的形成,与石介、孙复等理学先驱者有直接关系,正是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才在当时的太学生和应举士子中出现这种不利于古文发展的创作倾向和文风。庆历年间,出于为政治改革培养人才的需要,范仲流、欧阳修等人极思振兴教育。太学大兴,生徒由过去的二、三十人增至数千名,而任国子监直讲的却是孙复、石介等人。他们一贯主张重道轻文,孙复《谕学》诗云:“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谣哇辞"《孙明复小集》)将古文写作限制在宗经复古的范国之内。在他们的指导下,太学生中出现了以言理为高,薄辞章的写作倾向,争出怪论,行文僻涩,令人不可卒读。

 

 

庆历六年(1046),权知贡举张方平在《贡院请励天下举人文章》中说国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大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寝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途越绳墨,感悟后学。《乐全集》卷二)后来,苏轼在《谢欧阳内輸书》一文中亦指出: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迁,务奇者怪癖而不可读。馀风未秀,新弊复作。大者楼之金石,以作久:者转相写,号称古文,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分建行,英之或禁。

 

 

宋代古文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馀风未殄,新弊复作”的现象,反映了理学兴起后,儒家“道统”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自宋初以来,儒、道、释三教合流已不可逆转,因而“道统”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所谓道统”就是要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道德教化,在政治上这有利于加强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但却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因为“道统”含有排斥异端的意思,倡明道对佛老是连在一起的而石介等人又把反佛老与反对文学上的“肆意构虚”和“浮华纂组”扯在一起。石介说:“夫尧西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数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怪说下》,(株石先生文集》卷五)为了恢复”道统”的权威,石介等人要求作者宗经复古。这样势必束作者思想的自由、想象的自由,以及对语言艺术的追求,使古文创作因宗经而失去艺术价值,因复古而字怪句僻。

 

 

通经明古与宗经复古,同为当时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物,但却反映出了欧阳修等古文家与孙复、石介等理学先驱在文学思想上的差异。通经的主张固然有崇尚儒家“道统”的意思在,如欧阳修的本论》就发挥了韩愈“斥佛老”的思想,以为“礼义者,胜佛之本。”(《欧日文忠全集》卷三十九)但他在《琴枕说》里则说;“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欧阳文忠全集》卷一百三十)《老氏说》又云:“前后之相随,长短之相形,推而广之,万物之理皆然也。"(《欧旧文忠全集》卷一百二十九)由此可见,古文家的经书并不排斥吸收非经者的思想,也不主张完全按照经典的格式去写作,这与宗经者是完全不同的。就在“太学体”开始流行的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源州用赋体手法写出了风神潇酒的《醉翁亭记》,范仲淹于贬所邓州作《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采用的是传奇手法。这些都是宗经者在写作中所要反对的。明古能加强作家的历史感,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而复古则可能导致作家脱离现实,一味以古为尚,“务高言而鲜事实”。这又是欧阳修等人所不能同意的。因此,尽管欧阳修与石介为同年进士,关系密切,彼此在政治上人品上相互推崇,但他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想倾向。可以说,石介等人的主张是从宋初柳开、穆修那一条线发展来的,而欧阳修等人的思想更接近于田锡、王禹偶。

 原题目:古文运动的发展:重道轻文的弊端,是历史文学的一大悲哀

 

责任编辑:陈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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