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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赋税加重而引发的苏州文庙案
来源:现代快报 | 201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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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酷吏的酷,是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的表现手法。酷吏是一伙善于投机的人,他们用这种酷刑兑换“政绩”以获得提拔。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就是这样一位酷吏。

    在中国古代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

    乡绅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官家往往会通过他们来管理乡村的民间社会。一方面乡绅阶层大都是民间受过良好教育,往往能自觉成为官家制度的维护者,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代表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当朝廷过分干预乡村事务时,他们又会站到乡村社会的一边。官绅之间的互动更多体现在与民间社会争利,从民间社会取利是双方的共同目标,而利益底限在这里就成了官绅之间的灰色地带。其实这是一个官、绅、民的三角关系。第三者倒向谁,利益的天平也会随之倒向谁。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南方的前明割据政权和农民军仍然威胁着这个新兴政权。在这种局势下,清初统治者为了维系人心,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做法。先是宽政于民,免除明末苛赋,后又严禁官员巧取豪夺,纾缓民力。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顺治元年刚刚禁革明末加派(正项以外增收的赋税)的税额,不出三年,就在原额之外,又加上“天启、崇祯递增额数一半征收”。

    这种政策上的朝令夕改,使得赋税政策对不少州县而言,只是一纸空文。由于地方赋税的加重,导致江南财政吃紧,这也就意味着国库缺少真金白银。国库缺钱,最直接的体现是,军队粮饷告急。新朝刚立,就出现这种缺米下锅的局面,一时之间军心涣散,人心思变。那么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奏折,清政府又是怎样做出应变的呢?

    为使这项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顺治十五年七月,由吏、户、礼三部共同制定并出台了针对绅衿抗粮的处分规定:对拖欠钱粮八九成的贡生、监生、廪生等人罚四十大板,革黜为民,枷号两个月,并继续严催没有缴清的钱粮;拖欠五六七成罚四十大板,革黜为民,枷号一个月,并继续催缴……

    顺治十八年,农历二月初四的上午,江南苏州郊区的文庙,传来了潮水般的哭声。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从京城传来,文庙作为江南祭祀孔子的场所之一,此时聚集了江苏全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为顺治皇帝送行。当然朱国治也在其中,作为一省之长,他不但需要参加,还要担任仪式的主持。自己的皇帝死了,算是国丧,仪式的庄严肃穆可想而知。

    也就在大家垂首做悲痛欲绝状之际,突然文庙外出现了一阵骚乱。很快就有人冲破巡查士兵的封锁闯了进来,随即骚乱转换成激烈的鼓声。还没等灵堂内的官员和地方豪绅做出反应,十几个人就跪在了巡抚朱国治的面前。这帮人看起来不像匪人,也不像大字不识的农民,倒像是一帮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询问之下,朱国治才搞清楚。他们中间为首的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都是当地的科举士子。

    领头的倪用宾向朱省长递上了一沓状纸,要求巡抚大人为民做主,惩治贪官。而他们所告的贪官是吴县知县任维初。吴县知县任维初是个恶毒贪婪之徒,这种官员让老百姓厌恶,但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因为他凭借其心黑皮厚的本领,干工作往往不计成本。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缴纳钱粮任务,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异常毒辣。每过堂必用烙铁烙人,受刑人惨叫之声达于通衢,皮肉焦臭之味闻于四门,因此他也被称为“烙铁任”。

    当然这还不是书生们跑到文庙来哭诉的主要原因,他们此行主要是揭发任维初的贪污行为。也就是说,在全县上下勒紧裤腰带为国家挤税款的当口,县长任维初却不顾廉耻带头贪污。任维初抬高粮价搜刮农民,然后准备向外倒卖。

    碰上这样的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不可能视而不见。倪用宾、薛尔张等人的正义行为,是应该作为典型得到官府嘉奖的。但事实情况却是,巡抚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领头告状的一群科举士子,将他们关进大狱。自此,由苏州文庙案为开端,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的大冤案拉开了序幕。

    朱国治的态度让倪用宾等人措手不及,他们万万没料到,巡抚大人会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们。在朱国治看来,这帮读书人说的话句句是事实,但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才应该去监狱里面呆着。至于吴县县长任维初犯的那点事,根本就不算什么。凭借任维初的那副夺命手段,在催款纳粮上肯定出力不少。更深层的原因是,朱国治本人也是寄生在这条权力链上的“食权者”,要知道任维初贪赃所得,有一部分是进了他的口袋的,现在需要他出头担当一下责任而已。

    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就这样告状不成,自己反倒进了监狱。唯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就是吴县知县任维初也象征性地陪同坐牢。之所以是象征性地陪同,是因为没过几天,任县长就恢复了自由身。当时奉命审讯此案的道台王纪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很快就查明了案件真相,王纪就提审任维初,让他交代赃银的去向。任维初平日整人整惯了,惧怕那些酷刑落在自己身上,只好原原本本交代出来:自己之所以胆敢盗卖常平仓的救灾米粮,是因为当今巡抚朱国治索贿,而且逼迫甚急,而自己刚刚上任囊中羞涩,无从得银,万不得已才冒死盗粮。

    王纪见案子牵扯到顶头上司巡抚朱国治,大惊失色,急忙屁颠屁颠地跑到巡抚衙门,将审讯结果报告朱国治。本来朱国治准备将此次诸生哭庙事件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严惩诸生,以儆效尤。哪里会料到,吴县知县任维初会在背后摆自己一道,将自己这个省长给供了出来。朱国治再也坐不住了。朱国治马上派人将王纪、任维初叫来,统一口径,拒不承认两人之间有索贿行贿之事,更不承认有盗卖仓粮之事。

    交代完之后,朱国治又连夜炮制了一道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江南兵饷、赋税难以征收,是因为苏州一带百姓抗缴,其中尤以吴县最甚。新任县令任维初看到上任因未完成赋税而担心被降革,遂严刑考逼,以顾考成,引起吴县乡民愤恨,随意诽谤。诸生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翰、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虽为士子,却形同败类。他们聚集千百不明真相之乡民,肆行无惮,冲入府堂,震动先帝灵位,罪大恶极……

    这样一份奏疏,完全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将任维初等人的罪行洗得一干二净,把诸生的哭庙归结为居心险恶的谋反行为。只要其中的任何一条成立,都会要人的命。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朝廷的密令传达下来,被抓的十八名秀才全部处斩。就连江南大才子金圣叹同样也被牵扯进这桩莫名其妙的“哭庙案”。金圣叹被扯进这个大案,主要是因为他的同学倪用宾。也正是由于这个同学的关系,金圣叹还成为了主犯。秀才们的妻子和家产也都被藉没入官。

 

责任编辑: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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