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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来源:光明日报 | 20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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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战国末期,燕人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半岛,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氏统治,建立卫氏政权,称为“卫满朝鲜”。此时《论语》已经成书,很可能被卫满等人带入朝鲜半岛。从战国末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及辽东的多年战乱迫使大量中国人避入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难民也可能将《论语》带入。但这些只是推测,直到汉四郡时期,《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证据才真正出现。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施行有效治理,史称“汉四郡”。当时《论语》虽不在“五经”之列,但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不可能被忽略,因而被列为“小经”。1992年平壤古墓出土的竹简上写有《论语》的《先进》、《颜渊》二篇的内容。经研究,这些竹简是汉四郡时期乐浪郡下层官吏的随葬品,时间为公元前45年,比河北定州竹简只晚了10年,是迄今朝鲜半岛发现的最古老的《论语》遗存。从竹简的磨损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勤奋攻读《论语》,说明《论语》此时已经成为下层官吏的基础教养科目。

 

  朝鲜半岛在公元前1世纪逐渐形成了高句丽(前37-668)、百济(前18-660)、新罗(前57-935)三大政权,史称“前三国时期”。《论语》在这一时期传播的确切记录已经出现,在三个政权统治范围内的传播各有特色。

 

  高句丽建国初期开始用汉文修史。故国川王时期(179-196)的乙巴素任国相(宰相)之前曾经说:“不逢时则隐,逢时则仕,士之常也。”这句话与《论语·泰伯》篇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句式、含义上很相似,由此能够看出他读懂并有意运用了《论语》。小兽林王二年(372),“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是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的最早记录。不过,《论语》未见于高句丽子弟所读书目,这说明在当时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教育体系中,《论语》还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

 

  百济建国后不久也开始用汉字记事。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期(270-310),百济博士王仁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传播儒家思想,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2005年韩国仁川出土了公元3-4世纪百济时期的《论语》木简断片,“这一发现说明,在百济时代关于孔子经典著作的学术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首都汉城,还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武官”条载百济设“孔子庙堂”一职,但设立时间和官职高低不详,应当是负责守卫孔庙乃至国学的武官,可见百济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景仰。较高句丽而言,百济的《论语》传播很有特色,在实物、制度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新罗接受儒学以后,将儒家理论用于治国安邦,如《北汉山新罗真兴王巡狩碑》(韩国国宝3号,568年刻成)中有这样一段碑文:“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以安百姓”一句就出自《论语·宪问》篇。新罗统一半岛前夕的几位国王都重视儒学,加强与唐朝的政治、军事、文化联系。如善德王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真德王二年(648)“冬,……遣伊飡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

 

  统一半岛之前的新罗,主要借助“世俗五戒”和“花郎道”思想来传播《论语》,特色鲜明。“世俗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与《论语》的主旨基本吻合。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新罗人在特定场合能够恰当引用《论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如624年百济大举入侵,沙梁郡人讷催引用《论语·子罕》篇曰:“阳春和气,草木皆华,至于岁寒,独松柏后凋。今孤城无援,日益阽危,此诚志士义夫尽节扬名之秋,汝等将若之何?”“花郎道”坚守“世俗五戒”,是新罗培养、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独特模式,融三教于一身。人们在贵族子弟中“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著名的“花郎”有仇梨、钦春、官昌等人。“花郎道”这种传播《论语》的独特方式在新罗统一半岛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统一新罗的历代统治者均重视教育。682年,神文王(?-692)设立国学,并效仿唐朝,将《论语》和《孝经》指定为必修课程,从国家制度的层面确保了《论语》的传播范围、力度及效果,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史上的重要坐标。圣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大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即置于太学。”惠恭王十二年(776)“二月,幸国学听讲。”景文王九年(869)“又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也有力推动了《论语》的传播。统一新罗还推行了“三品出身制”,以文才选人,《论语》仍是考察的基本项目之一。朝鲜半岛的儒学教育由此形成了新的局面,而《论语》已经被明确列入重点学习、考察的经典行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的士人更加深入地学习儒家经义,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体悟《论语》“内圣外王”的哲理,很多人能够自由运用《论语》来抒情言志。如《三国史记·金庾信列传》载其言曰:“吾闻见危致命、临难忘身者,烈士之志也。”其中“见危致命”一词出自《论语·子张》篇。《百结先生列传》曰:“岁将暮,邻里舂粟,其妻闻杵声曰:‘人皆有粟舂之,我独无焉,何以卒岁?’先生仰天叹曰:‘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来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伤乎?’”其前两句话分别出自《颜渊》篇和《微子》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论语》元素。崔致远(857-?)被誉为东国文宗、汉文学之祖,年轻时入唐学习,其诗《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曰:“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守道惟稽古,交情岂惮贫。他乡少知己,莫厌访君频。”其中“颜氏巷”就源自《论语·雍也》篇。回国之后,他在两篇碑铭的《序言》中也引用了《论语》中的词句,《智证和尚碑铭序》云:“其具体则身仞余,面尺所,仪状魁岸,语言雄亮,真所谓‘威而不猛’者。”“威而不猛”一词引自《论语·述而》篇。《真监和尚碑铭序》云:“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吾岂匏瓜,壮龄滞迹?”两句均引自《论语·阳货》篇。尽管引用的数量不多,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论语》就正式走进了朝鲜的文学作品中,其词章、义理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依据和基础,被使用的频率更多、发挥的空间更大了,《论语》的传播也随之更为广泛。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跨越了千年。在传播过程中,历朝历代都看重《论语》中的伦理思想对社会、人生的重要指导意义,强调对“忠”、“孝”思想的体悟、践行。因为当时还同时存在着原始宗教、佛教、道教等思想,所以《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并没有成为朝鲜半岛这一时期唯一的指导思想。

 

  总之,《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是《论语》魅力逐渐展现的一个过程,它提高了朝鲜半岛的儒学水平,为《论语》在朝鲜半岛的继续传播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东亚汉籍之路”,奠定了儒家思想域外传播的重要基础,是研究儒家文化圈的构成、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证据。

 

责任编辑: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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