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府学文庙棂星门
济南历史悠久，明朝设山东行省后，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清两代，每三年即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科举乡试都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贡院举行，成千上万的学子都会齐聚于此应试。同时，科举考试也给这座城市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很多街道和建筑都和它密切相关。府文庙、贡院墙根街、榜棚街……尽管经历了数次变迁，但通过这些街巷和建筑，我们可以依稀找到“古代高考”的影子。
府文庙——赴考必经之地
在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济南文史专家唐景椿的引领下，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南侧、芙蓉街北首的济南府文庙，飞檐斗拱的古建筑群碧瓦朱甍、恢弘壮丽，彰显着昔日的辉煌。据《济南府志》、《历城县志》记载，济南府文庙由“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郡守李恭建”，“明成化十年，知府蔡晟增两庑像龛，建坊树屏，成化丁酉(1477年)巡抚御使梁泽复广殿，制拓两庑，建戟门、棂星门、明伦堂……”，被誉为“儒林巨观”。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府文庙被小学、工厂等占用，许多建筑被毁。1992年府文庙成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开始大修，残存的古建筑被修复，被拆除的部分也得到复建，成为济南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并与泉城路、芙蓉街、曲水亭街、大明湖连片成历史街区，恢复了古代官办学府的形象，并成为展示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基地。据考证，在全国已知的文庙中，济南府文庙与山东曲阜孔庙、江苏南京六合文庙、苏州文庙并称“中国四大文庙”。
“明清时期，府文庙是庙学合一的官设机构。府学是仅低于国子监的官办教育机构，文庙是古代官方祭孔的场所。”唐景椿介绍，在科举时代，无论是参加县试、府试，还是乡试、会试，赴考前，考生们都要到文庙祭拜一番。由于科举考试是封建士子仕途的起点，清顺治年间，济南府文庙西南侧芙蓉街的梯云溪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取名“青云桥”，取“青云直上”之意，并修建了一座牌坊，坊额题有“腾蛟起凤”四字，以勉励莘莘学子。
府文庙南大门前，有一条百米小巷名叫“马市街”。唐景椿说，很多人误认为“马市街”过去肯定是卖马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辛亥革命前，为尊崇孔子，经过府文庙前，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考生、游人或来府学祭孔的官员，都会将马拴在这条街上，因此得名“马市街”。
由于来祭拜孔子的官员、考生、游客较多，便有人在府文庙西侧的小巷卖茶水，给人们提供饮茶休息交流之所，于是这条小巷便被称作“茶巷”，小巷仅80米长，只有三个大门，住着很少的几户人家。这条古老的小巷已于2003年拆迁，幽幽的茶香与往昔的喧嚣被历史的尘埃湮没。
贡院墙根街——高墙下的状元梦
到府文庙拜过孔子，考生们便进入贡院准备考试。如若考中，即为举人，可进京参加会试，有机会考取进士入朝为官，这对于当时的考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意义非同一般。
据记载，济南“贡院在布政司东，明洪武初建”，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明清时期考生人数逐渐增加，贡院的规模也逐渐扩大，至清同治年间，考生考试用的号舍曾达万余间。然而，随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止科举后，贡院有的建筑已被拆除或挪为他用，唯有“贡院墙根街”这一称呼保留下来。
贡院墙根街紧邻省政府东院墙，是一条约420米长，数米宽的静谧小巷，科考时是士子点名排队的地方。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历城县志·建置考》载有：“贡院巷”。清时曾名“云路街”，取“平步青云”之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济南市政府市区测量报告书》始载为：“贡院墙根街”，因位于贡院东墙根而得名。
唐景椿介绍，古时的贡院墙高达5米，在墙头上插满棘枝，这样做既可防止考生与考场外的人联合作弊，又可避免考生受到考场外的干扰。明清时期的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一般为三天两夜。考生进入仅容一人平坐答卷或蜷卧休眠的贡院号舍后，吃住便全在舍内。考生以墨笔答卷，交卷后，考卷的名字部位被密封，只露出号舍的号数。为避免因笔迹熟识或其他串通手段作弊，卷子要由众多誊录者用朱笔誊录，然后再交与阅卷官评阅。科举考试之严苛可见一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紧靠贡院，读书应试之人大多在此集聚，贡院墙根街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各种培训机构林立，书院、私塾、义学和学堂等文教场所遍布，成为一条著名的文化街。
在贡院墙根街的南头东侧，有一座青砖、白墙、竖脊的“状元墙”，长24米的正墙与两侧翼墙构成古朴而大气的“八”字照壁，古朴壮观。据考证，这正是明清时期济南贡院正门外的照壁。由于被街边违章房遮蔽，“状元墙”长期处于“隐居”状态，破损严重。2006年在人大代表的建议下有关部门对照壁进行了保护性修复，终使其“得见天日”。
榜棚街——见证无数悲欢
八月乡试结束后，九月济南贡院便会发榜，张挂榜文之处便位于今省政府正南方，北起泉城路，南至黑虎泉西路的榜棚街。“从上个世纪初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在榜棚街北口建有一座过街楼，当时楼下面设有栅栏门，这是为了保护榜文而设立的。”唐景椿说。
发榜时，榜棚街周围非常热闹。一大早，轿夫便抬着榜文，在仪仗队、鼓乐队和兵丁的拥簇下走来。榜文分为正榜和副榜，正榜录取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三、四、五名为经魁，第六名为严魁，其余皆称文魁。副榜录取12人，均为“副贡生”，虽无缘赴京会试，但可享受无须参加每年的县试、府试，而直接进行乡试的优待。
发榜后，满心期待的考生一拥而上，争相看榜，上榜者欢呼雀跃，落榜者则黯然神伤。新科举人要到布政使司领取顶戴、衣帽，并领取旗匾银24两，以办理在住宅门前竖旗杆、在大门上悬匾等事宜。发榜第二天，巡抚衙门便摆上“鹿鸣宴”，主考、监临、学政、帘官、新科举人都会赴宴。
因应考人数太多而取中名额有限，很多考生为求得功名连考十几甚至数十年，只能望榜棚而兴叹。清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蒲松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文采飞扬，写下了传世巨著《聊斋志异》，但在科举的道路上却屡战屡败，落魄一生。自19岁考中秀才后，蒲松龄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参加了十几次“乡试”，皆名落孙山，无缘仕途，直到71岁才破例补为贡生。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69岁的蒲松龄写下长诗《历下吟》，将考试中的辛酸屈辱、录取中的种种弊端以及考官的骄横贪腐等尽情道出。
其实，蒲松龄的屡试不中，也有主观原因。在蒲松龄48岁那年参加乡试时，拿到考题后，他就觉得太容易，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但当他写完回头一看，才发现违反了科举考试的书写规则，“越幅”了。科举考试要求，考卷每页只能写12行，每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要写完第一页再接着写第二页。可蒲松龄写得太快了，第一页写完后，飞快地一翻，就把第二页也翻过去了，直接写到了第三页上。犯“越幅”之规的他不但被取消录取资格，还被张榜警示。蒲松龄在词中写道：“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和颓丧表露无遗。
据统计，济南贡院自明初到清末有500多年历史，举行乡试200次，录取举人近两万人。这些举人赴京城参加会试殿试后，先后计有4074人考中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5名，探花6名。这些登科的山东人中，明代有200多人担任过总督、巡抚级高官，清代只在皇宫内廷任相当于宰相级别的内阁大学士的就有刘墉等15人，边贡、于慎行、李开先、李攀龙、王士祯等著名学者也都是在济南贡院中举后，赴京应试而步入仕途的。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