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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的事师
来源:文史天地 | 201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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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是一个杰出学人辈出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享有较高精神地位的时代,恭恭敬敬事师的学人比比皆是。


  民国学人事师之恭,首先表现在拜师的郑重其事上。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介绍:国学大师刘师培一家五世治《春秋》,但对历法问题没有弄懂,《春秋长律》不能定稿。1910年,刘师培请当时担任军职的徐绍桢校勘《春秋长律》:“闻先生历算精深,请校阅疑误,则小子无遗憾,先人当罗拜矣。”见刘师培一脸恭谦,徐绍桢摆起谱来:“你诚心诚意请我校正,明天应当准备好衣冠,捧书来,我看看书稿,我能修改,你再穿好衣冠,行完跪拜大礼之后,我秉笔校正。”第二天,刘师培果然具衣冠捧书来,徐绍桢认真阅读了两三个小时,对刘师培说:“错误甚多,不仅条签疑难也。当尽半月之力,为君改正。”刘师培果然跪地行礼,顶书谨奉。十天后,徐绍桢为刘师培《春秋长律》校订错误百余条。刘师培国学功底比武人徐绍桢深厚得多,为了弄懂历法之学,却甘于拜学问不如自己的人为师,一时传为佳话。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也是当时的美谈。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本来可算同辈学人,而且黄侃在小学、文辞方面明显强于刘师培,但在经学方面,刘师培功底深于黄侃。1919年春天,刘师培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有次与黄侃闲谈,说到自己的事业,颇有后继无人之慨。黄侃知道刘师培膝下无子,安慰他说:“你在北大授业,还用担心你的学问没有传人吗?”刘师培叹了一口气说:“北大诸生恐怕难以担当此任。”黄侃说:“你觉得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刘师培答道:“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后,立即站起来认认真真对刘师培说:“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磕头拜刘师培为师,就这样成了刘师培的关门弟子。


  民国学人事师之恭不只是体现在最初的拜师上,更体现在一生对为师者的尊敬上。有一年,章太炎去北京大学作学术讲座,在各个大学执教的弟子马幼渔、吴检斋、钱玄同、刘半农等随身服侍。章太炎演讲时声音小,只会说一口苏州土话,不能操国语。钱玄同负责向听众翻译,刘半农则负责写黑板。虽然辛苦异常,这些旧学生却以有为老师服务的机会为荣。训诂学家陆宗达藏有其老师黄侃手写的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夹在黄侃批点的《尔雅义疏》中,纸条上所书为某字之注释,最后两句为:“忆昔申叔师亦未明此义,以之问侃,侃未能解。今此字义虽明,而师殁已数年,不觉泫然。”老师去世多年,弟子仍然念念不忘师恩,其对师道的恪守可见一斑。


  郑重其事拜师也好,长久尊敬自己的老师也罢,都是因为民国学人对学问有一种内在的热爱,对世俗的欲望不那么看重。正因为在乎学问本身,他们才对掌握知识的人有一份出自内心的追慕和敬重,他们才会不去计较为师者是否在整体学问上超越自己,拜他们为师,会不会有损面子。这种事师方式恰恰最符合以能者为师的传统师道。

 

责任编辑: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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