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代文化巨星、学术巨人，一生著作等身，因其数量多，且所涉学问门类广，同辈人称梁启超为“无所不通的杂家”，郑振铎则戏称为“广零散”。梁漱溟评价梁启超则认为，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但他影响近世舆论之广泛而有力，无人能出其右。不过，这并不妨碍学者对梁的推崇，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梁在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梁启超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除1898年的戊戌变法，民国初期政坛之作为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影响。曹云祥主持清华学校时，梁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具有超乎常人的治学秉赋，突出表现为“六力”：学力、魄力、精力、毅力、效力和记忆力。

　　梁的著作被编为《饮冰室合集》，仅从目录中就能发现其学力之惊人。这部煌煌巨著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集》，二是《专著》。前者包括论文700多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超过700万字。此外尚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计远过1000万字。其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法学、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各个领域。尤其是中国历史，不仅内容庞大广博，且都具有原创性，见解独到，显示出“百科全书”式的气派。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坊间一直存在一个谁排名第一的议论，虽然梁本人始终是推王国维。其实，这两人各有特殊之处。梁启超在学问上突出之点是“广博”，王国维的突出之点是“专深”。但这并非说梁不“专深”，王不“广博”，只是就二人比较之后的荦荦大端的不同突出点而言的。学者推崇梁启超是一代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说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丁文江，皆视新会（梁乃广东新会人，称地望以示尊称）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其在学界之影响可见。

　　梁启超在著述方面，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铎称之为胆力。例如，1926年，梁启超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按医生诊断，割去一肾（却被庸医误割了好肾），但就在此时，他拟出《中国文化史》的写作提纲。这不仅表现出一种对病魔的蔑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梁启超治学的魄力、胆识。他说：“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的做我的应做的工作了。”到第二年，他写下了30余万字的著述。这时，他除了完成在北京图书馆担负的工作外，还在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讲学，正应了他自己表示的：“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名言。1928年4月，梁启超辞去在北京的任职后，回到天津。这次回天津本专为养病，但他离不开书籍和著述，又开始写作《辛稼轩年谱》。9月，他因痔疮病急性复发，再次来到北京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仍放心不下尚未完稿的《辛稼轩年谱》，托人四处寻觅有关资料。友人为他觅得《信州府志》等方志，他欣喜若狂，痔疮还未痊愈，就携书出院，兼程赶回天津。就这样他执笔侧身而坐开始继续写作。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一直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其精神令人感佩不已。不过，这样长年累月的超负荷运转、透支，也损坏了他的身体。1927年1月19日，梁启超悄然离世，终年56岁。梁启超这种治学精神，对其弟子颇有影响，即使六七十年过去了，其弟子都谨记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学生谢国桢。谢国桢是我国当代著名明清史专家，著述颇丰。1982年因病住院，虽然病情严重，但只要是病情稍缓，他就坚持读书。好友萧璋去医院探望，见到后，总是力劝他养病期间不要劳累，应注意休息。可是，谢国桢沉默片刻后，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这是梁任公先生的遗训，记得当年曾专函把这两名话奉告令尊，你想必也是知道的，你现在忘记了吗？我有幸列于梁先生门墙，亲承教诲，尽管由于我的资质鲁钝，也不够勤奋，垂老无成，愧对师门。但梁先生这两句遗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现在虽然病了，但还是活着，怎能教我不读书呢？”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