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救国的真理，他曾追随过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但最后与之分道扬镳，他也曾与孙中山合作过，最后合作破灭，他支持过袁世凯，但对于袁世凯的称帝却主张积极讨伐。梁启超没有康有为、孙中山的固执，相反，他会观中国局势变化，而变通政治立场。

　　梁启超，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终生为拯救国家危难、建立民主宪政而努力，民国外交家萧公权赞曰：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师从康有为因反对帝制而决裂

　　梁启超自幼是个天才，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章，11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17岁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非常欣赏他。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开始探索救国的变法维新之术。

　　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主笔《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创办“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撰写《变法通义》，影响巨大。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可惜,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尽管光绪皇帝支持康梁实行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全方位变法和革新，但由于变法触及到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9月21日，“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梁启超应谭嗣同的请求而出走日本。

　　在日本，梁启超曾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颇有赞成革命之意，并撮合孙、康两党合作，他曾写“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康有为一直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因此，康有为收到劝退信就怒不可遏，严词申斥为“叛徒”。

    与孙中山合作又分裂最终共同讨袁

　　1898年9月，梁启超逃亡到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尽管梁启超身为保皇派，与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可谓立场相对，但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他在日本久受革命党人影响，逐渐离弃戊戌以来的保皇维新立场，大谈兴民权，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逐渐转向民主共和。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抵达檀香山，写信给孙中山：“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在檀香山几个月，梁启超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1901年4月，孙中山赴檀香山省亲，发现兴中会已被梁启超所破坏。随后，两人之间斗争日趋激烈。对于当时保皇和革命的选择，梁启超后来坦言：“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

　　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目睹美国各派政治家如何献媚俗众，又见到华人区的脏乱差，政治立场急剧改变，对一度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转变为“改良主义政治目标”。年底，孙中山表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如弟与任公（指梁启超）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两人因此而决裂，成为政敌。

　　1915年，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行为，使得孙中山和梁启超放弃之前恩怨，又重新合作在一起。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及《二次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而梁启超联合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还著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迫使袁世凯下台。1916年2月12日，孙中山、岑春煊与梁启超的代表周善培，在东京举行了三方会议，商议合作讨袁。

　　为“开明专制”而拥袁，反复辟而讨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北议和后，清帝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因而梁启超希望袁世凯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稳步实现立宪、共和的过渡。1912年9月28日，梁启超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回国，袁世凯邀请他入阁，他欣然从命，在熊希龄总理的内阁中任司法总长。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梁启超著文反对复辟帝制。袁世凯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送给梁启超，佯称袁大总统送给梁太公大寿的贺礼，被梁启超断然拒绝。1915年8月20日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成了公开反对袁世凯的第一人。12月25日，云南独立，梁启超拟好《致北京警告电》《云南檄告全国文》等，为讨袁造势。当时，蔡锷难以对抗北洋军曹锟几十万器械精良的大军，梁启超心急如焚，毅然南下，策动陆荣廷起义。自此，云贵川桂四省联成一气，护国军受到极大鼓舞，重新对袁军发起反攻。内外交困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

　　倒袁成功、赶走张勋之后，段祺瑞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当时段政府的财政十分困窘，梁启超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款。当时以中国的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外国借款的“西原借款”，经梁启超签字的就有2000多万，招来国人的极大非议。梁启超无能为力，坚决辞职。至此之后，他周游欧洲，潜心研究学问，1925年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晚年的梁启超每天五点起床，工作十个小时，36年间所著《饮冰室合集》共1400万字。

　　有人质疑梁启超的善变，对此，梁启超表示：“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可以说，梁启超的变不是随性而变，而是因势而变。

　　坚守原则而又宽善的真君子

　　梁启超虽在政治立场上会根据形势而变通，但在生活上却是个非常有原则之人。对于当时很多名士有几房妾室，梁启超则坚持一夫一妻制。1891年，梁启超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梁家的支柱。梁启超与李惠仙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却为此悔恨。他对女儿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于1903年成为梁启超侧室。对于这桩婚事，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也因为梁启超自己对感情有始有终，他对自己学生也是如此要求。得意门生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的恋情，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出席证婚。在婚礼上，梁启超当众训导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一直坚守原则，做到为人师长、为人父的榜样，但对于他人的无心之过，则更显包容。晚年的梁启超由于操劳和熬夜写作，身体越来越差。1926年3月，血尿不止的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右肾有肿瘤，医生建议割除右肾。手术之后，方知右肾完好无损，割除之后，尿血依然未止。梁家为之气愤，舆论矛头直逼协和，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看见报纸上对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指责谩骂，考虑到西医刚入中国，正在起步阶段，他强撑病体，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协和医院辩护，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一生虽引人争论，但他自己却是褒贬全收。自青年起，他一直秉承着“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这样一个为国家强大而无穷探索又乐此不疲的人，连胡适也连连感慨“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尽管政治风云动荡，但他乐观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坚持该坚持的，反对该反对的，如他对自己子女的那般告诫：“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