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文化活动 > 名人堂

顾炎武:清代儒林之冠
来源:摘自《博览群书》 | 2012-10-23
打印 复制 点击量:8939

 

    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明败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以死拒荐。康熙十八年,熊锡履推荐修撰《明史》,顾炎武亦坚决回绝。终身不仕清朝。晚年定居陕西华阴,卒于山西曲沃。

 

   

 

    清代著名汉学家阎若璩自视极高,少有称许,于明末清初间的学者,仅服膺三人,顾炎武为其一。同样恃才傲物的汪中,“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但自谓“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推为通儒。四库馆臣谓“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被誉为“岭南第一才子”的宋湘有一段话,集中体现了清人对亭林的评价:

 

    国初名儒,予最服膺顾亭林先生。先生之学博矣,而无考据家傅会穿凿、蔓引琐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无讲学家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习;先生之才识优矣,而无纵横家矜才逞智、剑拔弩张之态。所著《日知录》一书,举经史子集之要,统修齐治平之全,择精语详,扶世翼教,其学为有用之学,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当之矣。

 

    在顾炎武百科全书式的学养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是音韵之学,一是地理之学。全祖望谓亭林“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学之变,其自吴才老而下廓如也,则有曰《音学五书》”。而地理之学,顾炎武好友卫尔锡言其用心尤多。其地理著作影响最大的便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就亭林著作的影响而言,当首推《日知录》。据黄汝成于道光十四年所作《日知录集释叙》,此前为《日知录》作注疏的学者多达96家。钱大昕学问之博大精深,在清代罕见其匹。他治学深受亭林影响,所作《十驾斋养新录》,考镜源流,包罗万象,洞悉幽微,在体例上与《日知录》颇相近。

 

    亭林在清代的学术声望,主要在他是公认的汉学开山之祖,不过就他对近现代学术影响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两段话,更值得重视。一是评《求古录》:

 

    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五种。毎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张”、“弡”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

 

    一是评《金石文字记》:

 

    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余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余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于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陈庆镛一言以蔽之:“国朝自顾亭林先生岀,以金石证经、史,字学、经学皆大治。”

 

    论者谓王国维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其“二重证据法”确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时代。由于时代的原因,顾炎武当然不可能达到王国维那样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以金石证经、史,将历史遗留的实物与文字记载相参照,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证研究,应有导乎先路的作用。

 

   

 

    清初理学和心学之争仍在继续,亭林无疑是心学的批判者,他曾引述明人唐仁卿《答人书》之言:“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一篇,显然也是维护朱熹,批判王学。

 

    亭林自谓16岁时,“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他编《下学指南》,意在“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但不能因此说亭林是理学的追随者。早在他童年时,就已聆听了嗣祖顾绍芾的教诲:“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绍芾这番话,是针对当时人不读《通鉴》,而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取代这种现象而发的,并督促亭林在14岁时,即将《通鉴》读完。这番话对亭林更深刻的影响是: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其改动都会有损元典的精义,不可轻信。即使最杰出的理学家,也不可能替代前人的成就。因此,治学必须从读经入手,这是根本。这种治学思想,贯穿亭林的一生,不曾有丝毫怠懈。亭林能成为清学的开山祖,实基于此。

 

    清初汉学和宋学之争,尚不明显。但由于治学精神和方法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乾嘉之后,汉宋之争愈趋激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代表了两种极端的态度,也正是在这两部书中,对亭林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江藩曰:“黎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而方东树反驳说:“江藩曰:顾亭林、黄太冲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云云,意甚憾其不专宗汉学,已为谬见;又称其深入宋儒之室,益为无见之谈。以余论,黄、顾二君,盖得汉学之精而宋学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乃拾汉学之渣秽者也。后有真儒,必以余言为信。”

 

    江、方之说,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有明显的偏见。在当时持论比较客观的章学诚,也认为亭林之学出自朱熹:

 

    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已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

 

    但要真正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还得从亭林自身的著作入手。

 

    《日知录》卷十四《嘉靖更定从祀》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在这条杂记中,亭林肯定贞观间崇尚“传注之功”,批评嘉靖间褒奖“论性谈天之学”,其间轩轾,不言而喻。又,韩菼序王梦白、陈曾所撰《诗经广大全》20卷,曰:“往顾先生亭林尝语余: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大全者,当时奉诏趣成之书,殊多阙略。”“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的真实含义,即以理学思想研究经籍,必将导致经学的没落。显然,亭林认为理学并不能包办对经籍的研究,对经义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何况理学和心学一样,都受佛学的影响,带有禅学的气味,并不纯粹。

 

    与友人论学书,是体现亭林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揭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对理学家最关注的“天道”、“性”、“命”,毫不措意。《亭林文集》卷三: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全祖望言亭林“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经过全祖望的概括,“经学即理学”成了集中代表亭林思想、广为后人引用的名言。

 

    三

 

    自荀子起,中国一直有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一体的说法。而放在清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亭林这句话,则含有以经学取代理学之意。陈澧说“国朝人尊郑君自亭林始”,也就是说,亭林将清代学术引入重视汉学的道路。

 

    但若据此说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未得亭林之心。他曾坦言治学宗旨: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李祖陶《国朝文录》录此文,谓“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当务之急,就是治国平天下。亭林继承了大学的精神,从格物致知入手,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经术和经世,在亭林原为一体的两面,不可或缺,治经是为了经世,而经世又必须从明经入手,因此也就无畸重畸轻之弊。事实上,在清代确实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

 

    张杓曰:

 

    要之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固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亦不徒以经生自命也。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于马、郑、程、朱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

 

    俞樾说:

 

    国史儒林传以顾亭林先生为首,读其书,笃信紫阳,不为陆、王异说所夺,则自宋以来儒者相承之嫡派也;于经史古义、注疏旧说,爬罗剔抉,不遗一字,则又本朝治汉学者之先河也;至于朝章国典、吏治民风、山川形胜、闾阎疾苦,博考而详询之,原原本本,如示之掌,则永嘉诸儒犹有未逮,而百余年来老师宿儒,未有讲求如先生者。呜呼,是宜为一代儒林之冠矣!

 

    四

 

    潘耒称亭林为通儒,即综贯百家,上下千载,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而非仅能笺注虫鱼、缀辑故实而已。也就是说,其人既要有诗书满腹的博学,又要有匡时济世的卓识,既探经术之奥,又备经世之用。但世人却偏要根据自己的好恶趋尚,加以轩轾。由此又引起亭林学术成就,究竟在经术还是经世的争论。重经术的考据家最推崇的是音韵之学,对此赞不绝口。顾炎武在清代学界的声望,主要基于以《音学五书》为代表的学术成就。而重经世的实学家则重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清一代,关于《日知录》、《利病书》的论述,无不集中在经世致用上面展开。

 

    出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清初学者,特别是亭林的友人,无不推崇其学的经世之用。但至乾嘉年间,社会环境、学术氛围,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偏重汉学的四库馆臣便不同意:

 

    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这固然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和爱好,但就纯学术价值而言,也不无道理。阮元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然天下政治随时措宜,史志县志可变通而不可拘泥。观《日知录》所论,已或有矫枉过中之处,若其见于设施,果百利无一弊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亭林之学,经史为长,此至论,未可为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

 

    世易时移,经世之术必然也随之而异。亭林当年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再行之后世,倒是纯学术的,特别是考据类的论述,能传之久远,始终为人所引用。

 

    但知人必须论世,对亭林的评价,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更何况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其后续都是扬弃,是如何继承。而该继承的除了具体的知识,还有意识和精神。四库馆臣感兴趣的未免琐细,缺乏更高层面的追求。姚椿已看到这一点:

 

    或谓亭林经济不如经史,其说发自纪河间。经济诚不可空言议,然天下容有能言而行之未尽善者,未有不能言而所行乃与古合。且谓经济不出于经史,则正昔人所谓岐而二之者也。

 

    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晚清又开始新的剧变,对世事的忧虑,使时人的心和明末清初的学者贴近,对亭林的关注,也回到经世致用这一面。

 

    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自文王、周公直至当代,共32人,其中就有亭林: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

 

    左宗棠18岁时,“购顾氏炎武《郡国利病书》、顾氏祖禹《方舆纪要》诸书,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而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引亭林著作尤多,称之为“经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家兼理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光绪三十二年,在经过长达22年的辩论后,光绪帝下旨应允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文庙。而促使他下决心的,实与“炎武所著《宅京记》、《肇域志》、《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夫之著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有关。

 

    鉴于国运日颓,内外交困,曾国藩特别强调源自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其幕僚周腾虎赴上海催饷,临行前,曾国藩赠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清末国益危,忧益深,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高扬“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之说,以激励士气,鼓舞民心。

 

 

 

责任编辑:刘永锋

相册排行

相关评论 查看全部(0)
发表评论

主办:中国孔子基金会 中国孔庙保护协会  承办:中国孔庙信息化平台工作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六铺炕街15号   邮编:100120   电话:010-82088883

           copyright© 2010-2017 孔子文化传播中心版权所有

             京ICP备1021881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4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