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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治学“六力”(一)
来源:历史网 | 201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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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代文化巨星、学术巨人,一生著作等身,因其数量多,且所涉学问门类广,同辈人称梁启超为“无所不通的杂家”,郑振铎则戏称为“广零散”。梁漱溟评价梁启超则认为,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但他影响近世舆论之广泛而有力,无人能出其右。不过,这并不妨碍学者对梁的推崇,也丝毫不会影响到梁在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梁启超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除1898年的戊戌变法,民国初期政坛之作为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影响。曹云祥主持清华学校时,梁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具有超乎常人的治学秉赋,突出表现为“六力”:学力、魄力、精力、毅力、效力和记忆力。

  

  学力。梁的著作被编为《饮冰室合集》,仅从目录中就能发现其学力之惊人。这部煌煌巨著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集》,二是《专著》。前者包括论文700多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超过700万字。此外尚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计远过1000万字。其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法学、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各个领域。尤其是中国历史,不仅内容庞大广博,且都具有原创性,见解独到,显示出“百科全书”式的气派。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坊间一直存在一个谁排名第一的议论,虽然梁本人始终是推王国维。其实,这两人各有特殊之处。梁启超在学问上突出之点是“广博”,王国维的突出之点是“专深”。但这并非说梁不“专深”,王不“广博”,只是就二人比较之后的荦荦大端的不同突出点而言的。学者推崇梁启超是一代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说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丁文江,皆视新会(梁乃广东新会人,称地望以示尊称)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其在学界之影响可见。


魄力。梁启超在著述方面,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铎称之为胆力。例如,1926年,梁启超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按医生诊断,割去一肾(却被庸医误割了好肾),但就在此时,他拟出《中国文化史》的写作提纲。这不仅表现出一种对病魔的蔑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梁启超治学的魄力、胆识。他说:“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的做我的应做的工作了。”到第二年,他写下了30余万字的著述。这时,他除了完成在北京图书馆担负的工作外,还在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讲学,正应了他自己表示的:“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名言。1928年4月,梁启超辞去在北京的任职后,回到天津。这次回天津本专为养病,但他离不开书籍和著述,又开始写作《辛稼轩年谱》。9月,他因痔疮病急性复发,再次来到北京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仍放心不下尚未完稿的《辛稼轩年谱》,托人四处寻觅有关资料。友人为他觅得《信州府志》等方志,他欣喜若狂,痔疮还未痊愈,就携书出院,兼程赶回天津。就这样他执笔侧身而坐开始继续写作。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一直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其精神令人感佩不已。不过,这样长年累月的超负荷运转、透支,也损坏了他的身体。1927年1月19日,梁启超悄然离世,终年56岁。梁启超这种治学精神,对其弟子颇有影响,即使六七十年过去了,其弟子都谨记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学生谢国桢。谢国桢是我国当代著名明清史专家,著述颇丰。1982年因病住院,虽然病情严重,但只要是病情稍缓,他就坚持读书。好友萧璋去医院探望,见到后,总是力劝他养病期间不要劳累,应注意休息。可是,谢国桢沉默片刻后,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这是梁任公先生的遗训,记得当年曾专函把这两名话奉告令尊,你想必也是知道的,你现在忘记了吗?我有幸列于梁先生门墙,亲承教诲,尽管由于我的资质鲁钝,也不够勤奋,垂老无成,愧对师门。但梁先生这两句遗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现在虽然病了,但还是活着,怎能教我不读书呢?”

 

    精力。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说:“人之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蔡锷)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的例子,梁启超本人就足可以说明问题。同时代的学者说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种痛苦环境中,仍本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坚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比如,从1922年4月到1923年1月,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济南、苏州、南京、南通、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学50多场次,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教育、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显示出知识的渊博,功底的深厚。即使如此繁忙,仍不忘著书写作。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不讲学我就“每日埋头埋脑著书”、“差不多夜夜都做到天亮。”每天写五六千字,多则上万字。长达五六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只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戴东原先生传》只用了一昼夜就写成了。《戴东原哲学》1.7万字,是他接连34个钟头不睡觉写出来的。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过人的精力!

 

 

 

责任编辑: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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