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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忆季羡林:季老认为中国美学必须重起炉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201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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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季羡林先生是1993年的事,这年3月,我们共同应邀出席在澳门召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研讨会。随后,我们便有了七八年的交往。1995年七八月间,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学会、学校方面拟请季老前来指导。季老因年迈不宜外出,未能到会,托刘烜教授带了篇书面发言——《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问题》,我们十分高兴和感谢,并请刘烜教授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后来编入了由我和李衍柱教授共同主编的《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一书中。

    季老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文学史界和文学理论界时常遇到的问题,即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季老一反潮流,认为“评定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是艺术性,有艺术性斯有文学作品。否则思想性再高,如缺乏艺术性,则仍非文学作品”。他说:“写文学史,应置文学性于第一位。只要艺术性强而新,即使思想性差一点,甚至淡到模糊到接近于无,只要无害,仍能娱人,因而就是可取的。”季老认为,文学史家往往不重视艺术性,“而艺术性最重要的表现工具,我认为是语言文字”。西方人用有形态变化的文字写诗,而“汉文没有字母,只有单个的字,每一个词就等于一幅画。它没有形态变化”。

    汉文妙就妙在它模糊,模糊迫使人们要具有整体概念、普遍联系的观点。西方强调概念清楚、科学,长期以来,季老也想用它们来说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却难以如愿。他认为,这是由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所决定的,中国的“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主张“不立文字”的办法,西方人难以理解,所以,要特别注意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特征,重新来撰写中国文学史。关于艺术性问题,本来是可争论的,不过由季老登高一呼,倒是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

    1995年初冬,刘烜教授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去看望季老,我说我与季老不很熟悉,不妥当吧。刘教授说:季老想了解一下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情况,我推荐你去比较合适,季老想给《文学评论》写稿子,想听听你的意见。当时我正要接任《文学评论》主编,听说季老要给稿子自然喜欢,老一辈学者的稿子越来越少了,属于“抢救”的对象了,所以,我立刻表示欢迎。

    12月12日,我与刘教授在北大校门口见了面,然后慢慢走进了朗润园。刘教授是季老家的常客,到了季老家里,谈话毫无拘束,我也十分轻松,向季老问好。当时,刘教授和季老正在策划禅学研究的丛书,谈得很是投入。

    随后我谈了在1993年春在澳门参加学术会议的一段往事,季老听后呵呵一笑。那次会议间小憩,大家在走廊里闲聊,台湾学者张振东要和季老合影,让我拍摄,之后我与季老转到会场侧门想进会场。走廊与会议场地有一层很低的台阶,由于灯光较暗,不易觉察,季老进去时显然踩了个空,身子往前一冲,我正好在他的左边,右手赶紧拽住他的左臂,扶稳了他,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而季老连忙向我道谢,我们相视一笑,算是进一步认识了。

    接着,季老就文艺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谈了不少意见,还拿了一摞稿纸向我示意,我们几人也说了一些看法。后来据刘烜教授说,他与季老来往,从未见过季老拿出稿子示人,可见他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也表示了对客人的尊敬。告辞时,季老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道别,相约以后再见。

    不久,我收到季老寄来的稿子,并附有一信,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上的那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季老在文章中谈到他最近读了些论文,涉及我国文论中的所谓“失语症”问题。他说,这一问题提得很好,近百年来,西方文论不断传播过来,文艺理论中充满了外来语,中国文学理论面对西方文论几乎是“失语”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讲文学理论,他也去听了,发现涉及东方文学的知识错误甚多。他现在的看法是,西方文论是有“话语”的,自然未曾“失语”,不过一旦涉及中国文学,患“失语症”的就不是我们,而是西方文论了。他认为,我国文论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自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文论话语。中西文论的差别不在形式,而在思维方式。西方思维立足分析,凡事求个清清楚楚,但世间事物极为复杂,难以做到这点;而东方综合思维主张整体,从普遍联系中了解事物,自有它的长处,这是符合当前兴起的模糊科学与混沌科学的。可贵的是,季老对当前自然科学、科学思想领域发生的事十分清楚,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朕兆。这种朕兆在21世纪的前沿科学中,必然会表现得更明显”。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季老的预言,显示了其科学的洞见。

    1996年5月16日,我和刘烜教授又一次去看望季老,谈了他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些争论。他说,和他“商榷”、“批评”的过去就有,早在意料之中,对于一个新的说法,没有争议反倒是不正常了。他说他有一篇谈美学的稿子要给我,观点与当今流行的不一样。我们闲谈不久,就来了两拨外地的老师,有的邀请季老为会议题词,有的要求他当一套丛书的学术顾问,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我们想先行告辞,好腾出地方,让季老接待其他客人。季老示意我们稍等,等那些客人走后,我们又闲谈了一会,一起在他住所东面的一家饭馆用了午饭才散。

    稍后季老寄《美学的根本转型》一文(刊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给我。他认为,中国近代美学主要受到西方美学影响,我国的美学家在西方美学的范畴里兜圈子,难以出新。作为感性学的西方美学,基本上只限于眼和耳,研究眼视之美与耳听之美,而忽略了鼻、舌、身三个方面,从“美”的词源出发,美源于五官中的舌头,不同于西方。季老提出,有以心理为主要因素的美,如眼与耳;有以生理因素为主的美,如鼻、舌、身。我国美学必须重起炉灶,把生理与心理感受的美融于一体,寻找建立新的美学体系之路。这也是一位老学者关于美学创新的精深思索。

    季老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令人感动。2000年6月10日,我与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一辑(6册)首发式在京举行,这辑丛书收有童庆炳、胡经之、孙绍振、张少康、朱立元和我的著述。季老寄来了书面发言,他说,“这一套丛书是对我国文艺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著作这几部书的先生我差不多都认识,感谢他们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文艺学做出的成就。我一直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这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但是一定要归纳整理出来。现在这几位先生做了这项工作,这是令人很欣慰的事情。”季老的贺词热情洋溢,使与会者深为感动,也使我们作为主编的人深受鼓舞。季老虽已是高龄,但对学术前沿问题十分了解,与年轻学者心连心,因而永葆学术的青春。

 

责任编辑: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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