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思想家有两种，一为政治型，一为学者型。而钱穆可是称得上上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学者型思想家。

    在1990年前，钱穆在内地学界的影响还仅限于史学，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儒学在内地升温，学界热衷于讨论谁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大儒”，先是有人将此名号锁定在陈寅恪身上，但是，旋即又有钱穆登场，成为另一类型的最后的儒者。这里无需评判出钱穆与陈寅恪的高下，但是，钱穆不同于陈寅恪的地方在于他将儒学当成了一种完整而优美的体系，并且一以贯之地奉之为圣洁的经典。钱穆曾回忆说，他自幼体弱多病，却始终信奉天人合一的学说，读书和修行始终融合得无法分离，柔日读史，刚日读经，坚持数十年，竟享年95岁，几近无疾而终，儒学的养生学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钱穆的意义还远非如此。钱穆对近代以来几成时代主流的激进主义的冷静和审慎的怀疑态度，可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树一帜，终于赢得了当下学人的高度称誉。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作用不可估量，但是与之相随的近代历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风起云涌。上世纪初，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不仅缔造了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激进主义的信徒和民族虚无主义者也大行其道，而这些人到底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与文化的事情，只能由历史来评判。激进主义不仅难以代表绝对正义，有时甚至会走向历史的反动。

    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负面作用很大，其最大的误区便是割裂了中华文明的传统，贬低了国学的声誉。就在激进主义者一窝蜂地朝更加激进的黑洞里前行的时候，钱穆却表现出超级的冷峻和独立的判断态势。在钱穆的眼中，国学不是一种普通的学问，而已成绝学，是一种绝世而立的学问体系。因此，国学首先应是一种修行之学。对待国学最需要的是虔敬之心，而非自我中心主义。钱穆在《国史大纲》曾说过，阅读此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待国家历史必备一种温情的皈依趋向和深沉的虔敬之心。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钱穆站得很高，他在批评激进分子时说，那些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的想法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肤浅的社会进化观。过去我们老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态度，不愿意尊重国家的传统，一说革命、革新、运动，就想当然地以为站到了世界上最先进、最正确、最权威的立场上了，甚至茫然地迷信革命本身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而革命的口号也由此演化成神话般绝对正确的符号，并成为高喊这种口号人群施行个人或群体暴力的护身符。历史已然证明，激进主义者曾经打倒了诸如儒学之类的文化体系及其偶像式代言人，结果却未必乐观，只能缔造出一种迷信现世权威的病态信仰的情境，其中的教训值得总结。

    钱穆先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反对任何违背中国传统文化和抗拒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激烈的洗脑式的思想换置。钱穆认为，在社会和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历史中，强力与斗争最终不能战胜仁性的和平，而中国历史中的和平与仁慈的力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暴力与斗争的力量只是短暂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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