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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倡导涵盖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大国学”
来源:中国民族报 | 20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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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1911年~2009年),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精通12国语言。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在晚年提倡包括“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内的“大国学”,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2008年夏天,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请,为即将出版的《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在此之前,他还在庆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15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季羡林对“大国学”的反复提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为什么要提倡“大国学”呢?在季羡林看来,现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其实,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他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从地域方面来讲,“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从民族方面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通过文化交流,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羡林的一生中,有许多研究涉及少数民族文化。1984年,季羡林在上海戏剧学院作报告时,就提出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他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重要性。季羡林认为,在我国出版的许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医学史著作中,这个“中国”大多是汉族的,少数民族的东西只沾一点儿边,这是不对的。“我说脑袋里想着中国,就必须想着56个民族。”他说。


  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季羡林颇为担忧,并期待有所改观。拿满族学来说,季羡林觉得,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不景气。而蒙古学作为世界显学,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这一近水楼台之优势,但在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语言文字方面,则远逊于西方学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季羡林大加赞赏,并热情鼓励。1990年,季羡林在《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成为显学。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年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季羡林看到,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为此,他勉励广大藏学研究者:“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

 

责任编辑: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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