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年~2009年），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精通12国语言。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在晚年提倡包括“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内的“大国学”，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2008年夏天，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请，为即将出版的《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在此之前，他还在庆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15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季羡林对“大国学”的反复提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为什么要提倡“大国学”呢？在季羡林看来，现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其实，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他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从地域方面来讲，“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从民族方面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通过文化交流，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羡林的一生中，有许多研究涉及少数民族文化。1984年，季羡林在上海戏剧学院作报告时，就提出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他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重要性。季羡林认为，在我国出版的许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医学史著作中，这个“中国”大多是汉族的，少数民族的东西只沾一点儿边，这是不对的。“我说脑袋里想着中国，就必须想着56个民族。”他说。

　　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季羡林颇为担忧，并期待有所改观。拿满族学来说，季羡林觉得，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不景气。而蒙古学作为世界显学，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这一近水楼台之优势，但在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语言文字方面，则远逊于西方学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季羡林大加赞赏，并热情鼓励。1990年，季羡林在《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成为显学。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年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季羡林看到，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为此，他勉励广大藏学研究者：“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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