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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足利学校访“国宝”
来源:严绍 | 20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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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学校孔子像

 

  我国人文学界关于日本“足利学校”的记载并不很多,对于这座中世纪时代的建筑中储藏着我国典籍的“国宝”,更是知之不多。明代以来,大约只有两个文献中提到了日本这一汉籍藏书处。一是明人郑舜功(不是郑成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浙江总督杨宜之命,为倭寇之事东渡日本,著有《日本一鉴》。该书卷四记曰:“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以为聚书之渊薮。”文中的“下野文库”,推考即指足利学校。二是当年编篡《四库全书》时,其“经部•五经总义”类中著录了一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其识文称:“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二人皆不知何许人也。验其版式纸色,盖日本国所刊。”又说:“前有凡例,称其国足利学校有宋版《五经正义》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通”等等。《四库》的编纂者一方面对《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大量征引的中国经典与古本相合感到震惊,一方面对它的时代性又有些怀疑,尽管如此,编纂者还是认定,由“足利学校”所提供的这些中国经典所作成的“七经孟子考文”,在校勘学上“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这里所说的足利学校是日本十二世纪创建的一所“汉学学校”,位于东京都北部的木栃县,地处足尾山地的南端,其北侧是日光风景区。初时并不有名,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日本藩阀将军上杉(藤原)宪实(1411-1466年)出任关东总管,他于1439年(日本永享十一年)聘请镰仓圆觉寺僧人快元为学校庠主,拨田赐书,重建足利学校,于今已经五百余年了。据说当年极盛时,来自日本各地的莘莘学子,曾达三千余人。他们在这里研读《五经》、《四书》、《老子》、《列子》、《史记》、《文选》及“三注”——《千字文集注》、《古注蒙求》、《胡增诗注》等。今遗迹旧址,过“入德”(大门)、“学校”(中门)、“杏坛”(内门),尚有一座庄严的圣庙大成殿,庙殿中央有木雕孔子座像一尊,当年的学子们便就在这里举行极其神圣的祭孔大典。庭院中松柏成行,银杏参天,有“降字松”一棵,高十余丈,此系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所命名,以表示读破汉字书卷的意思。
   

    1998年7月上旬,我重返足利学校拜访,恰逢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村山吉广先生在足利学校举办的“夏季学术讲座”上开讲《论语》,为时三日。但见宽大的讲堂中,端坐着五十余位听众,年龄从二十余到七十余岁皆有,以五十以上者居多。人人正襟危坐,挺胸提气,目不斜视。先生以日语讲释文章内容,以汉语领大家诵读,一人吟之,众人和之,朗朗之声,发震屋宇。我旁听了约四十分钟,内心深为之动。回想五百年前的足利学校,讲学的气势可能就是如此非凡。
  

    上杉宪实本人极好书籍,广收古本,用“松竹清风”藏书印。他的藏书几乎全部捐赠给了足利学校,如宋刊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春秋左氏传注疏》等。根据他的遗嘱,其后,上杉氏三代皆向足利学校捐赠图书,如宋嘉刊本《唐书》等皆是。足利学校藏书的第二个来源,则是室町时代僧人们的捐赠,如宋巾箱本《周礼》、日本应安五年(1372年)手写本《周易传》等皆是。它的第三个来源是历代庠主的私人藏书,如宋明州刊《六家文选》、宋江公亮《春秋经传集解》等皆是。此外,尚有德川家康的捐赠本,如明正德年间慎独斋刊本《史记索隐》、明嘉靖年间刊本《律吕解注》、《唐诗正声》等,不一而足。
 

    上杉宪实在世时,于足利学校藏书管理极严。永享十一年(1439年)闰正月初他亲自立下图书规则五条——《足利学校置五经疏本条目》。此《条目》颇有意味,其文(和式汉文)如下:
  

    ▲收蓄时固其扃,勿浪与。人若有志批阅者,就舍内看一册,可辄送还,不许将携出外。
  

    ▲主事者临进退时,预先将交割,与新旧人相对佥定每部卷数,而后可交代。
  

    ▲借读者勿以丹墨妄句投杂揉,勿令纸背生毛,勿触寒具手。
  

    ▲至夏月梅润,则令湖柜不蒸;至风凉,则令曝不瓦;至漏时,则令不湿腐;至冬月,则严大禁,早设其备。
  

    ▲或质于库,或鬻于市肆,或为穿窬所获,罪莫大焉!罪莫大焉!
  

    除此规则之外,不少书卷上都有上杉宪实亲笔墨书“足利学校公用也,此书不许出校门外”等等,亦可见其用心之良苦。笔者十五年间五次访问足利学校,目睹汉籍珍本,流连忘返,感慨系之。
  

    足利学校所收藏的汉籍,当以宋刊本《周易注疏》为首选镇库之宝。此本十三卷,原系宋代大文学家陆游家所藏。今每卷末仍保全有陆游第六子陆子亲笔所题的“识语”,字体行楷,笔力遒劲,墨色亦精。如卷二末题曰:“端平改元冬十二月廿三日,陆子三山写易东窗标阅。”卷十三末题曰:“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镜阳嗣隐陆子,遵先君手标,以朱点传之。时大雪始晴,谨记。”此即在公元1234年到1235年的一年间,陆游第六子遵其父亲遗命,用陆游亲手标记的《周易》而读完了本书。陆子在“识语”中说的所谓“三山”,在山阴县镜湖中,系陆游中年后卜居之所。陆放翁诗中屡有“东偏得山多”者即是。此本卷中句读及段落批点,皆用朱笔,其涂抹文字,则用雌黄,亦具见陆氏治学之谨严。
  

    此本《周易》每半叶有界八行,每行十六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注文双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题“易注疏几”,下方记刻工姓名,如丁、毛昌、王弥、朱明、李秀、孙冲、徐亮、高畋等共十八人。卷中避宋讳,缺笔至“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此本《周易注疏》何时从陆氏家中传出。今卷一末第七行界内,有上杉宪实之子上杉宪忠向足利学校赠书的“题识”,其文曰:“上杉右京亮藤原宪忠寄进”,下有花押,并有亲笔墨书“足利学校公用”六字。盖陆游此书先为上杉宪忠所得,后上杉宪忠遵其父嘱,将家藏之书赠送足利学校,与学子共用,陆游旧藏也就归足利学校了。
  

    足利学校第一代庠主快元,曾在他的老师喜禅处受业易学,所以,该校有研讨汉唐易学的传统。快元的讲课笔记,由他的学生弟子整理而成《周易抄》,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今此本《周易注疏》卷十三末第七行界内,又有足利学校第七代庠主九华的手识文,记其讲授易学事,文曰:“口化大隅产九华叟,周易传授之徒百人,百日讲席十有六度,行年六十一书之。”这位六十一岁的九华老人于百日之内讲易学十六堂,类似今日每周一课,授徒百余人,由此亦可窥见当年易学传授之风貌。然九华老人主持足利学校时,据说学生逾千人,此“传授之徒百人”,不知是属于学子们自选的课程,抑或如现今的讲习班,则不得而知了。
  

    此卷的卷十三末第四行界内有墨书“永禄庚申(1560年)六月七日平氏政朝”一行。以墨迹而言,此为第七代庠主九华所写,此处署定之年月日,恰与当年上杉九华在相州(今神奈川县)向北条氏讲授《周易》的时间相合,则陆游旧藏当年一定是九华讲授易学的教本无疑了。
  

    关于经书的“注疏本”的刻刊,原来在北宋时期,“经注”与“正义”(即“疏”)都是分开别行的。自南宋初年以降,为了方便读者的使用,刻家方始把“正义”配于“经注”本的相当的部位。此本《周易注疏》实在是最初的“注疏”合刻本的一种,目前不仅日本无第二本的收藏,就是国内原先铁琴铜剑楼藏本,亦只是后来的印本,并非原刊,故此本于汉籍史上实在是至为贵重的。
  

    与此本《周易注疏》在经籍上价值相似者,足利学校另外还藏有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二十卷八册与《礼记正义》七十卷三十五册。它们皆为《五经注疏》最早的合刊本之一。此两本每册皆有上杉宪实的“松竹清风”藏书印。《尚书正义》卷首在孔维等《上表》的天头,有“此书不许出学校外宪实”,署名后有花押,并有“足利学校公用”等墨书。卷二十末第七行界内,又有“上杉安房守藤原宪实寄进”墨书一行,署名后也有花押。《礼记正义》现存宋绍熙三年(1192年)三山黄唐《跋》。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为丰后万寿寺僧人一华钞补,卷首天头也有“此书不许出学校宪实”等题识,署名后有花押。《礼记正义》已于1955年二月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周易注疏》与《尚书正义》亦于同年六月被确认为“日本国宝”。
  

    足利学校藏本中,还有宋刊本《文选》一种被确认为“日本国宝”。原来,足利学校的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擅长易学。他于1560年(即上记永禄三年)回返故里大隅(今鹿儿岛辖内)省亲,途中在相州为当地城主北条氏康、北条氏政父子相邀约,讲授《周易》与《三略》。北条氏家当时把从金泽文库的旧藏宋刊本《文选》作为礼资,赠送给上杉九华。此本《文选》,于1962年被确认为“日本国宝”。
  

    关于《昭明文选》的注本,历来有唐李善注、唐五臣注、六臣注诸本。此本系宋明州刊本,卷一题署“梁昭明太子撰五臣并李善注”,是谓“六家本”,当与“六臣注本”并不相同。此本卷首有《李善上文选注表》,又有《集注文选表》、《文选序》。每半叶有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注记双行,每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刻工姓名,如方成、王因、江政、宋道、俞忠、黄晖、张谨、叶达等凡三十一人。《目录》末有“司业九华叟”墨书,下有花押。旁边又有“加朱墨点三要”墨书一行———此“三要”者,即足利学校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另起一行的上方有“北条氏”朱印,印文下墨书题署“永禄三年庚申平氏政朝臣”。此墨书题署,亦见于卷三十末。
  

    足利学校的藏本中,尚有宋建安刘叔刚刊十行初印本《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三十册。原来,自南宋初年“注疏本”合刊之后,坊间更把唐人陆德明所撰的《经典释文》,据经文的注疏加以分合,此称之为“附释音本”。后代传世之明正德年间十行本,即为此种“附释音”本。有人以此十行本作为宋刊元修本,实在是不妥当的。足利学校所藏的这一宋刊本,才是《附释音毛诗注疏》的祖本。清人阮元据以校《十三经注疏》的《附释音》本,是元人覆刻明人补修的本子,非为原本。足利学校另外所藏的宋刘叔刚刊《春秋左传注疏》,当也是属于这一系统的。
  

    足利学校收藏有如此重量级我中华文献典籍,当年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山井鼎在编撰《七经孟子考文》时,皆被作为校本而加以徵引,成就了他在汉籍校勘学上的重大贡献,清人阮元又据山井鼎氏《考文》而校《十三经注疏》。这些典籍,本为中土瑰宝,今则藏之于东瀛足利,它们在漫长的东亚文化关系史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的载体,向日本传达了中华文化。尽管如此,当我于书室中读此典册之时,心中仍然掩不住莫名的惆怅,掠过淡淡的悲哀!

 

责任编辑: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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