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亚洲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局部战争以后，经济一旦得以恢复，人们的价值取向会发生新的变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序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会更趋向理性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新的知识结构导臻了新的商业群体的产生，从而引发了传统儒学观念的更新。儒学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儒学从此也被现代化。
二战以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在经济增长方面一直是世界上最有生气的地区之一，亚洲四小龙以及日本经济在近二十年内突飞猛进。许多经济学家、思想家得出一个惊人的理论：这些经济迹归功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界儒学热的兴盛和繁荣，许多海外学者甚至将东亚经济的崛起，归功于“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日本新经济思想来分析，可以发现儒学在日本已经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儒家伦理思想在日本已经传播1700多年，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已经贯穿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深处，从而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背景。涩泽荣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系统地阐发了“义利合一”的思想与其业经营的关系，提出了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重建现代企业”的名言，日本工人以厂为家的精神就是这一名言的体现。日本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制，是“礼”的思想体现，企业内部工会是“和为贵”的思想体系。
1983年11月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明确表示“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日本资产阶级中相当多的人都以儒家思想相标榜。说儒学是日本“和魂”的基础。日本中小学生的课文中甚至有相当数量的有关孔子的文章，或直接从《论语》中筛选的原文。一位日本学者就此写道：在日本，由于通过学校教育，使得儒教的理念更加鲜明，并最有效地普及开来。
韩国的新经济文化思想也表明，传统儒学被赋予了现代化。韩国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家文化的国家，韩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汉城大学宋丙洛教授曾经总结出韩国和韩国人的22项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就是韩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儒学国家。韩国上层社会的统治者深知儒学对于安邦定国无疑有极大的作用，于是许多政治家也将目光转向了儒学，特别是当国家面临物质文明上升和精神文明滑坡的局面时，而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如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等紧急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儒学。韩国千百年来所接受的儒学熏陶，主要体现在：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已经渗透到韩国人的性格之中，支撑着社会的正气。在1998年韩国遭受金融危机时，全民为挽救国家经济掀起了“献金运动”等。第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敬业乐群精神，形成了韩国社会道德的基本原理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韩国人对内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对外实现睦邻友好，通过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2000年，韩国人均总产什已接近1万美元。第三，响应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促进了韩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近代，西方文明兴起，韩国又较快地引进了西方市场经济原理和先进管理技术，一跃成为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在两次大的融合中，韩国受益匪浅。难怪韩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并每年举行“释奠大祭”了。韩国同德女子大学的赵骏河教授，是韩国的孟子学会会长、程朱学会会长、成均馆儒道总本部教育院长，曾十多次到中国主持和参加学术活动，1998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席“孔子思想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他对我讲，目前韩国的祭孔乐舞是最严肃也是最认真的，现在韩国仍举行释奠，至今保存着举行仪式时使用的古乐器和祭器，而这些在中国和日本早已销声匿迹。韩国人认为，文庙礼乐和古典舞蹈八佾舞、祭祀官服装和仪式程序等都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韩国的祭孔乐舞现在已经被指定为国家重要开形文物第85号。
在新加坡，现代观念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新型商人，这就是现代“儒商”。他们信奉“《念经语》加算盘”是发展经济的秘诀。他们借用韦伯的文化理伦，重新探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在战后起飞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后儒家文化”的理念。这些理伦，概括起来，把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称为“新儒教国家”（New Confucian Countries）。儒家传统与经济发展经过长期相互激荡，新加坡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由紧张转为缓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事例局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第主任陈荣照先生认为：在新加坡社会强调延续华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是可以和经济的调整发展并行不悖的。曾经创造出东亚古代灿烂文明的儒家思想，一定会在现代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为新加坡各族人民、为全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担忧如果不采取措施建设精神文明，新加坡将日趋西北而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于是，政府通过编写儒家伦理教材，创办东亚哲学研究所，邀请海外学者来访及通过学校、传媒及民间团体宣扬儒家思想等途经，积极推动儒学运动。这次运动的目标主要是要将适合新加坡社会城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灌输于下一代，并使华族国人认识华族的文化根源。1984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中三和中四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包括儒家伦理课在内的中教课程，在僵也广泛展开全社会的文明礼貌月、敬老周活动等。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儒学的现代化，是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东南亚，儒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年来，越南经济在越战后，经过多重政治回素的调整，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越南社会与人文科学国家中心、汉喃研究院院长潘文阁先生以“儒学与民展中的越南为题”，阐述了越南现代社会的儒学发展概况。他指出，越南目前有4000多种以汉文撰写、以及1000多种以喃文（越南文）撰写的儒学书籍，但都尚未被开采过，这个儒学大文库是值得儒家学者注意的。潘文阁先生指出，胡志明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是相当推崇的，1965年胡志明访问中国时虽已听到批孔的呼声，但他仍然要求安排到孔庙走一趟，并留下一首亲笔诗。谈到儒学与越南的未来时，潘文阁先生说：首先不应该错误地以为可以把儒学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甚至是主要的动力。在越南社会中还残余着、至今还在这个社会作怪的封建礼教、迷信保守、轻视体力劳动、名利地位思想等，都是有碍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包袱，是儒学消极面的产物，是一股逆向的精神力量。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孔子和儒家学说在相当大程度上能起积极调和的辅助作用，或者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在‘后现代’时期对现代化所不可避免的带来的污泥浊水起荡涤作用”。
儒学的现代意义对俄国当代社会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主任列·谢·贝列罗莫夫先生就孔子学说对19至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改革之初，均以西方的国家制度、首先是美国制度为效仿的典范，其结果使俄罗斯陷于很深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国为俄罗斯领导人无法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使俄国现今处于痛苦的摸索状态。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了了角到，俄国系一欧亚国家，不能不考虑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在此条件下，俄国政治家开始重视孔子的学说及儒家在该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俄国社会找寻更有前瞻性的复兴之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验是值得参考的。
传统儒学和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现代理念的企业家，这就是学术家所称的“儒商”。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这样解释道：什么叫“儒商”？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说，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故曰：“以身发财”。这是儒家一贯反对的。儒商就是“以财发身”，是仁者。他们有超功得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民的抱负和忧患意识，“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君’应改为‘国’）”他们以“天下为已任”，忧国忧民，以国家民族以致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
由于对儒学的现代意义的新认识，在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对当地原有孔庙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现代儒学的研究，由一批在资本运营中获胜的现代企业家主动担当起责任来。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的经营理念，在新儒学指导下，他们迅速致富。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或捐资办学，或助残扶弱，在公益发展事业上敬献爱心。捐钱、捐地修建文庙，资助儒学研究的不乏其人。东亚及东南亚宣传儒学的华人会馆、推崇儒家文化的华人学校、儒学研究机构、新建的大小孔庙，儒商在其中的角色尤其明显。1849年，由福建富商陈金声出资创建了新加坡崇文阁，1925年陈培根、辜显荣等地方士绅捐钱、捐地重建台北孔庙，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亚、南亚各国普遍重视对当地原有孔庙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不少国家和地区将学校教育和学校建设与其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孔庙和儒学新的内涵。马来西亚儒商陈春德、郭仁德等人兴办学校和儒学研究刊物，组织儒学研究会，吴德芳先生主持的中华学术大会堂，并在全国13个州都没有分堂，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如何运用等问题。1997年，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院长捐资新建广东三水孔圣堂，1994年至2000年中，他又先后为四川德阳文庙、湖南岳阳文庙、吉林文庙、江苏苏州文庙、敦煌孔子公园等30座文庙或儒学研究机构、或孔子公园捐赠孔子大铜墙铁壁像30尊。旅居海外现代企业家捐资国内文庙建设的事例还有很多。如：马来西亚丹斯里拿总督黄琢齐捐资人民币6万元，重癃故乡同安孔庙孔子像。黄琢齐先生此次捐资重塑的孔子像，系用玻璃钢仿青铜塑造，高2.8米，重0.15吨。这些事例表明，近现代儒商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庙的发殿，促进了文庙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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