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传海）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录用制度，它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所以称其为科举制。据考，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为东汉顺帝时南阳人左雄首创。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是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汉武帝就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设计了察举制，即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或是善事父母有德望的士人，或是廉洁自持有操守的官吏，大都先拜授郎中，然后量才擢用。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但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到西汉后期地方官员逐渐徇私舞弊，许多被荐者名不符实，甚至小小年纪的纨挎子弟也被举为“教廉”。以至于“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
　　

    《后汉书》卷六十一载：左雄（？——138），字伯豪，东汉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人。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里有许多豪门大族，常常施以赂遗，腐蚀政府官员，为他们洞开方便之门，甚至靠请托干些违法的勾当。左雄不仅“闭门不与交通”，还严肃查办贪赃奸吏，就是二千石的太守，他也无所顾忌，一概彻查到底不曾辱没一个监察官的良知。
　　

    永建初年，左雄被征入朝为议郎。那时年仅九岁的顺帝刘保刚即位，大臣们没有把这个儿皇帝放在眼里，都无心政事，懈怠得很，朝政弊端之多自不待言。左雄身负言责，屡次上疏言事，都切中时弊。虞诩时任尚书仆射，他非常赏识左雄，认为他有“忠公之节”，竭力向朝廷举荐他。不久，左雄即被拜为尚书，又迁尚书令。
　　

    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是一个秩轻而任重的职位。左雄既受擢用，更加忠义奋发，便不遗余力地匡正时弊。当时最为他发指的就是吏治的腐败，他曾上疏极论：“当今世风凋弊，巧伪萌生，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官吏各怀私计，无长久之虑。他们以杀害无辜为威风，以巧取豪夺为贤能，以洁身安民为劣弱，以奉公守法为愚顿。髡钳（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之戮，生于小怨；覆尸之祸，成于喜怒之间。官吏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左顾右盼，如同患疾，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使虚伪者获誉，安份者遭难。有人因犯罪而获名，有人以承颜望色而求名。这零碎不察，授官食禄，使之青云直上，超越同辈。可谓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是以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授命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贱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朝廷之特选横征，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今之县令，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皆备，何以崇法明理而有惠民之政？”
　　

    左雄对当时吏治的腐败作了无情的揭露，并提出大胆使用清白有才的读书人任乡部亲民之吏，俟其吏职秩满，宰府州郡方可任用。只有这样，才能杜绝那些无功冒进、威福自恣官员，扫除虚伪的用人之道，减轻人民的负担，造就一批循吏廉吏。左雄的这一主张，无疑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这将使他们的子弟再也无由飞黄腾达。因此，尽管皇帝读了左雄的奏章震动不小，却不能付诸实施，腐败不堪的吏治当然无法医治，朝政只能一天天地烂下去。
　　

    但是，左雄并没有心灰意懒，他见自己整顿吏治的主张不能实现，便从教书育人做起，以便从根本上改变政风民俗。为了堵塞这个漏洞，左雄根据孔子“四十不惑”的观点，奏请皇帝：每年由郡国举荐到朝廷的“教廉”，年不满四十者不得察举，而且要先经公府课试，以观其能。“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但以“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为补充。“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这一建议成为制度后，确实扼制了不少冒滥衣巾的人。有一位广陵郡“孝廉”徐淑，被举荐入朝后，负责审核的官员见他年龄不符诘问时，徐淑便以诏书里有一句“如是颜回一类俊才，则不拘年龄”的话与之辩驳。经他这么一说，倒把这位官员给难住了。左雄听说后，便问他：“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徐淑无言以对，即被退回郡里。为此济阴太守等十余人皆因谬举孝廉被罢免了。只有陈蕃、李膺、陈球等三十余人得以拜为郎中。从此，州郡牧守畏栗，没人再敢随便滥举“孝廉”了。至永熹年间，“察选清平，多得其人”，官员的素质似乎有了改善，左雄的一番苦心终于得以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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