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赐牌匾

    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高等教育的雏形，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到了周朝，出现学宫，周代金文中有记载周天子带领群臣和学生在“学宫”比赛射箭、编排乐舞的场景，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奴隶社会，文化和教育都只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片瓦。

　　春秋战国，社会巨变，“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

　　孔老夫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借助教学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者身上。孔老夫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可惜在争地盘的乱世，没人能好好听取他的建议，还时不时把自己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后来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孔老先生自己却没能和政府走得太近。

　　说起对时局的影响，鬼谷子老师明显就更胜一筹，虽然鬼谷子老师极力反对入世，但他教出来的学生下山后都在战国的大江大浪里扑腾了一把。纵横家苏秦、张仪、毛遂，军事家庞涓、孙膑，还有一位被日本人奉为先祖的徐福，从鬼谷子老师私学里的一张课桌上（当时应该是一张席），延伸出了大半个中国的风云际会。可惜的是，他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同窗关系就急转直下，苏秦张仪各为其主，孙膑和庞涓更是斗了个鱼死网破。

　　汉代设立了太学，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太学和现在的大学也最为形似。不过汉代的太学没有本科生，一水的博士弟子，博士弟子由博士教授，博士是汉代的学官，除了教书，还肩负着接受皇帝咨询的重责。也正是基于此，得到赏识的博士会被皇帝提拔，太学和朝野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太学出现是汉武帝时候的事儿了，而博士这称呼则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公元前179年，一个叫贾谊的年轻人，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在一次座谈会上，有问必答的贾谊赢得了汉文帝的赏识，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从此，汉文帝有问题就喜欢找贾谊，从江山社稷到牛鬼蛇神，什么都问，李商隐后来还写了一首诗讥讽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不过贾谊同学一直受馋臣排挤，没能当上什么大官，自己性格又重情感，33岁就忧伤而死，成为历史上郁郁不得志的典型代表。

　　汉文帝虽然不给贾谊加官进爵，但对贾谊的建言还是很重视的。贾谊的名篇《论积贮疏》，就深深地影响了汉文帝，这篇文章里既有对民间现实的剖析，又有具体的施政纲领。汉文帝正是以《论积贮疏》中的论点，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让皇后去种桑养蚕，自己一年也卷起裤腿下地几次，才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也让汉武帝有了指哪儿打哪儿的底气。贾谊虽不能完全代表太学，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给予汉文帝的智力支持，深刻影响了汉初的社会形态。《论积贮疏》材料翔实，论点有力，还文采飞扬，简直就是上疏的典范。

　　唐朝时候，出现了一个很“文艺”的组织翰林院。一开始，翰林院里什么人才都有，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唐玄宗的时候，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文学之士，把其它“杂流”都踢了出去，像大诗人李白、白居易都做过大学士。

　　翰林大学士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皇帝写诏书，这使得翰林院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到了宋朝，设学士院，翰林学士成为了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翰林院已经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智囊团队。

　　翰林学士帮皇帝捉刀弄墨，看起来，既重要又清闲，士大夫都十分向往。学士院曾被称为“人世之仙境”。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不是谁都体会得到，皇帝身边，言行都要小心谨慎，更难熬的是，每天都有各种会要开，各种文件要写。翰林学士李旷干了30年，因劳顿思虑过度而成疾，临死前他告诫儿子千万不可干这行。

　　写诏书很讲究行文措辞，万一出了差错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宋真宗的时候，学士杨亿写一封给契丹人的信，因为措辞上宋真宗不满意，第二天便识趣地卷铺盖走人了。而要是在诏书中写错一个字，少不了一顿棍棒伺候，外加罚款。

　　唐宋之际，民间私学蓬勃发展，一些乡绅、名士出资筹办书院，后来政府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书院成为半官方半民间性质。和政府的官学不同，书院带有一定的自主性，它保持着政治立场上的独立。因此，书院就成为民间意见的汇集地，书院往往对政府行为形成了一种民间监督，并且敢于发表意见，其中闹得最大的就是明朝无锡的东林书院。

　　明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响应者众。顾宪成提出读书人不仅要读好书，还要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天下之事，多用心体会世间百态，这就是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的由来。

　　东林书院针砭时弊，后来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东林党的出现，是民间政治意识的一次觉醒。其实除了政治意图之外，以东林书院为依托的东林党人，是对政府提出过不少可行性措施的。例如经济方面，东林党人曾提出过应取消商税，扶持工商业发展的建议，还有关于通过减税鼓励垦荒、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的建议，都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只不过，因为东林党缺乏政治上的依附，言辞又过于激烈，才导致这些建议根本还没传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就已经夭折了。

　　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私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渐式微。直到清末，中国近代史大幕开启之时，“新式学堂”登上历史舞台，大学和政府之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中国古代高校大多源于朝廷，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而其对社会发生的影响主要通过少数得到统治者信任的人来完成；另一方面，这些“太学”也肩负着教化百姓和弘扬文化的责任。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都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也流传至今，成为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的基础。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