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在新式学堂没有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教科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之类；一种是为应付科举的儒家经典和史鉴文辞的图书，如四书五经之类。而当时的社会，已处在一个千年不遇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兴起，革新改良盛行；西学大举东渐，各种思潮端倪初露。中国社会，日趋开明与进步。这样一个大变革浪潮之下，旧式的蒙学与科举，完全不能应付时需，教育的革新，成为朝野共识。
新式或西式教科书在中国的起步，可上溯到西方教会组织在华兴办的各式教会学校。最早的如上海漕宝路的读经班、宁波的女校以及上海的圣依纳爵公学、约翰书院、益智书会等等，至1900年，这样特色各异、层次各一的教会学校，已经有2000余所。这些教会学校的读本，“宗教教育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经典，再其次是西学”。（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最重要的，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些读本虽然对国人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但是，西方宗教文化通过这些读本长驱直入，自然引起了本土知识精英的警惕。“勿沿用洋人课本……速自译编”（张元济）。“专制之毒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蔡元培）他们意识到，编撰出版新式教科书，是反对专制、保族保种，进而改造中国文化与建设新型民族人格，推进民族进步的大事。主张革新变法、参与洋务运动的一代精英，成为第一批鼓吹和着手编辑本土教科书的人。
在商务印书馆系统推出自己的教科书之前，亦有几套洋务派所办学校的自编教科书流行，如江南制造局钟天纬所办上海三等公学的《字义教科书》，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外院（即公学附小）《南洋公学课本》，吴稚辉所办无锡三等公学《蒙学读本全书》等。但是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完善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
商务版教科书，最早也最成功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的成立，缘于几个在西人印刷厂工作的年轻人，难以容忍洋人对华人的轻视怠慢，愤而集资3750元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独具眼光，接洽印刷业务遇见张菊生（名元济），就请他入商务主持编译事业。张入主商务不久，就开始着手编印小学课本。适逢此时，清政府推行教育新制。1902年、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旧历壬寅年和癸卯年，故称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确立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专门教育、高等教育等相对完整的结构，学科相对完备，与之前的学制也作了变更，在操作的层面具有一定指导性。不久，先于学制颁行就已动手编制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张元济、高梦旦等的擘划之下出版了。首印4000册，数日售罄。
《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最新教科书》里第一部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部，具有开辟草莱的意义。张元济凭自己的声望人脉，召集了周围有志于“开发中国之急务”出版业的理想主义者：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他们怀着保国救种的急迫感，借鉴日本的教科书体例，来编辑自己的小学教科书。主事者张元济、高梦旦凡事功必求尽善尽美，使得这套教科书，从一开始，在立意和手笔上，就有别于其他教科书。
一套教科书，最重要的是它的“根本计划”。张元济、高梦旦采用的是圆桌会议的合议制来确定，据蒋惟乔回忆，《最新国文教科书》确定了以下至关重要的体例：
形式方面，第一、教科书根据年级，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由少渐多。并规定，“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五课之前，限定六画，十课之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第二、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三、限制每一课的生字。规定：“五课以前，每课不得超过十字。”第四、生字在后课必要复习。规定：“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课之生字，必于以后各课中，再见两次以上，俾使复习。”第五、全书各册均规定字数。“每一册每课从八字；第二册每课从四十字至六十字；三册以下，不为严格限制”
内容方面则规定，选用各科事项，以优美的文字表述，同时根据内容，配有与文字融和的精美图画。同时规定各科内容的比例，如各册六十课中，理科、历史各占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要求各种材料彼此交错、前后联络、以便儿童记忆。
蔡元培评价当时的商务：“……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惟小学教科书。……而同业之有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粗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这部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成功的新式教科书，被公认为是近代教科书的发端。其中确立的许多教科书体例和方法，沿用至今。
正如蔡元培所言，教科书的编撰，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头等大事。癸卯学制公布后，国内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相继涌现，除了从前的数十家，又增加了不少大小机构。稍有影响的如官方的学部图书局和民间的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彪蒙书局等。然而，他们当中，始终难有一家能与商务匹敌。张骞的中国图书公司，实力雄厚，本想与商务大干一场，结果却很快被商务收购了。
这一时期，商务的教科书，占到市面的十之八九甚或更多。究其原因，首先应归结为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在操作的层面，亦有其他出版机构难望其项背的地方：
一是资金上的保障。商务此时正与日本著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资，双方注入了大量资金， 1905年达到1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比其他教科书编印机构的资本总和还要多，而这一点，对于即将迎来产业形态的教科书编印出版与发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是教科书体系的完备。“最新教科书”是晚清唯一一套完整教科书。商务前后用了五年，先后编印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一至十册、“初等小学数学”一至十册、“初等小学修身”一至十册；又有“高等小学国文”一至四册、“高等小学”算术一至四册、“高等小学历史”一至四册等。其三，首创了编印辅助教科书《教授法》随书刊行。这一点，在一百年前新制初行之时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的新教育，谁来办、如何办、课本哪里来、教师哪里来、学业如何教，都是大大的问号！四是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抱怀，将出版为实验田，参与教学实践，并不断修订教科书使之日趋完善。为此商务先办了师范讲习所，讲习所又有附小“尚公小学”；后来还兴办师范函授、《教育杂志》。这些举措，既是教育理想的探索，在举国茫然的草创时期，亦是新教育本身的事业链条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责任编辑：贞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