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张玉林

主持人：应该说，拔根是一个敏锐而有概括力的说法。它从社会学的视野揭示了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窘境，直指问题的核心。中国思想一向重视深根固本，强调本固枝荣，一棵大树被拔根意味着它失去了稳固和平衡的基础。显然，作者的洞见主要是基于社会组织变迁的视域，但是，社会组织不同于自然组织，任何社会组织变迁都是某种理念指导的结果，而全面否定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片面地将儒家等同于落后反动，正是拔根的精神动因。因此，社会组织的基础遭受了重创，其修复应该从理念层面开始，对乡村而言，就是从人伦价值、家庭价值和文化生态开始，从天人之际开始，这就是乡村儒学的意义之所在。

首先向尼山圣源书院从事乡村儒学教育的诸位表达我的敬意。我去年8月曾来过一次。这次来又看了两个村庄的讲学场景。初步的印象是，当地的人心的确变得“柔软”了，乡村增加了温情，因此很受鼓舞，也有了进一步思考的依据。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对今天的乡村儒学如何定位，如何理解它的意义，以及它还需要关注和应对哪些问题。

这取决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拔根”。虽然这个特征在梁漱溟先生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年代就显露了迹象，但今天尤其突兀。这里的“拔根”有两层意思：一是个体化、个人主义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乡村社会之根。

从家庭来看，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是社会的细胞或基础单元，是社会之根，家庭安定和美，社会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与这种观念相背离的现象，有太多的力量将个人从家庭中拉出去，让他脱离家庭，变成孤零零的个体。将人拉出家庭的力量，首先是社会分工加剧在起作用，传统家庭具有的几乎是全能的功能，不少被国家、政府和新的社会组织弱化了，甚至取代了。同时也要看到，数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教化体系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维持社会成员对家庭、父母的忠诚的重要性，甚至曾经长期将之与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样，家和家庭的重要性，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大大弱化了，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孝道衰微、人伦颠倒、离婚率不断增加等问题就出现了。

拔根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乡村社会整体而言。我们都认为乡村是中国的基础，甚至说中国文明就是农业文明，三十年来不断强调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遭遇了城市化。当然不应该反对城市化或城镇化（顺便说一句，它在欧美都是指Urbanization，只是到了中国才被分割成两个对立的概念，并指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作为工业化的伴随物，如果承认工业化不可避免，城市化也就不可避免。但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现象，它原本是一种自然进程，绝不是由行政力量强行推进的。问题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把它当成了至上命题和迫切任务，当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归宿或终极目的，以至于形成了城市信仰。于是乡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消灭村庄”“让农民变市民”甚至“消灭农业”的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策实践。曾有报道说中国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村庄（自然村），我最近做了一个推算，从1991年到去年年底，全国消失的自然村至少有140万个，也即从大概420万个减少到不足280万个。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现象造成了一种世界稀有的“贱农主义”，也即以农为贱，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都视为落后的存在，必欲“消灭”而后快的思潮。这种思潮及其相伴的城市化洪流，将乡村的青壮年裹挟而去。因此，乡村以及仍然还留在乡村的居民就显得失魂落魄，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明天是在城市。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很容易切实地理解乡村儒学、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如果把儒家教化的旨归理解为以家庭关系为中心扩展开来的乡村秩序的重建，那么推进乡村儒学就是在固本培元，具有收心的作用，将过于外向和外放而“变硬”了的心——舍弃家庭走向社会、舍弃乡村走向城市，乃至于舍弃中国走向欧美——收回一些，使其趋于安宁和柔软，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力量对家庭和乡村的解构。进一步说，它的效应不限于乡村，在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乡村新一代将走出乡村而变成城市居民的趋势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受过儒家伦理熏陶而将其内化了的乡村居民，更容易成为温文尔雅的城市居民。

当然，也要看到它的艰巨性，以及它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在个体化和城市化已属既成事实，并且很有可能还要加剧的情况下，今天的状况要比上世纪30年代的先贤们所面对的更加严峻。这要求今天的儒学推进者具备更多一些的作为现代社会的“医生”的识见，使人们在承认现代化带来了多方面的进步、具有许多建设效应的同时，也认识到并告诉“患者”，它所造成的退步和破坏效应，从而对抽象的和被高度美化了的“现代化”有着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需要重新找回并进一步发现、阐释和弘扬家庭的价值、乡村的价值，让在个体化、城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重新体悟到维持家庭的圆满和乡村的可持续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学术界而言，这种重新发现和阐释远远不够。我个人的浅见是，即便在那些后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的社会，家庭仍然是也必须是人生的港湾。反过来说，人生的港湾永远只能是家庭，任何轻视家庭的社会都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不以家庭为起点和归宿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难以成为能充分满足个人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社会的重建，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充实，必须从家庭开始，从重拾家庭伦理开始。

进而，在不否认城市化仍然是近期的主要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乡村有一个认识的底线：它肯定不只是“乡愁”的寄托之所，还必然继续是中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是的，使用这类词语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生和整个国家的进程都当成“战场”。我们不可以对乡村抱有理想化或浪漫主义情怀，但是也必须警惕对乡村价值的贬损。从人性的需要以及“风险社会”的角度而言，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相比，乡村的天然优势在于它是高度统一的空间：生产与生活密切结合，人与自然高度融合，今人与古人（祖先）及后人（子孙）共同聚居。这就避免了过度单一性的劳动或工作对人的异化，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实现了世代的传承及继替。换句话说，在自然、文化和社会的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显著的可持续性，避免或缓和了沙漠化的大都市带给我们的困境。

为了让传统得以修复，让现实更加坚固和完善一些，乡村儒学的宣讲内容当然要“返本开新”。至于如何“开新”，以培养超越了差序格局的“世界公民”，远非一己之见所能及，而有待于儒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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