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 干春松

主持人：干春松教授从三个层面对于乡村儒学目标提出建议：首先，乡村儒学的最低的目标是为留守农村的人们提供急需的伦理文化服务，重建家庭伦理；其次， 乡村儒学应该总结梁漱溟等先贤的经验，探索重构乡村组织，以补充现有体制在情感和组织上的欠缺；最后，重新选编适合于乡村和社区的儒家通俗读物，结合现代 社会的特点进行新的解释，建设儒学适应于现代的教化系统。他特别提醒，那种基于政绩考量而进行的强制性的儒学推广，可能使乡村儒学难以真正成为乡村民众的 自觉选择而失去生命力，这同样具有发人深省的启发意义。

现代儒学的困境最初的起因就是因为西方的冲击所导致的经济中心的转换，即是由 城市经济取代乡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对家族为核心的生产消费模式的破坏，另一种方式则是导致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确切地说，这种状态在20 世纪20年代就逐步明显，所以引发了以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发起的“村治”运动，试图摸索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模式。

但是，因为战争和其他的政治原因，儒家与其他的信仰体系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被清除的对象，所以，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失去了活动空间，而只是沉潜于人们的内心深处。

1978年之后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家庭价值的再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同时，告诉我们中国人文化传 统中的家庭价值依然被人们实际生活所重视。但这样的改革是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开端，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形态，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日益边缘化。由 于青壮年人口离乡打工，知识群体在接受教育之后，也不再回到农村，这导致农村成为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和未成年孩子，还有留守农村妇女的天下，这一次的农村变 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必然过程，即当工业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动力的时候，农业在整个经济格局中的边缘化，由此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而在山东出现的 乡村儒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局下兴起的，所以理解这个社会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乡村儒学现象，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 思考的问题是，这次乡村儒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乡村儒学是要解决因为城市化、乡村边缘化或者是空心化而导致的留守人员的精神问题和生活问题吗？还是想 如梁漱溟先生那样重建一个乡村的秩序呢？我想无论是哪一个目标，这都不是每隔半个月宣讲儒家经典所能解决的。目前农村的问题是由农村现实的生产格局所决定 的：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都已经不愿留在农村了，因为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或者相对枯燥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吸引他们留在农村。他们不会为了孝顺年迈的 父母或照顾年幼的孩子而留在农村，甚至出门打工是寄托了全家人改善生活条件的使命。

因此我们必须回转来思考，乡村儒学是否要建立一个最低的目标，即让留守的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小孩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以传统的家族伦理原则来规训那些不愿意照顾老人的人。

然而，乡村儒学应该有更多的追寻，梁漱溟等人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其重要的使命是面对已经失去家族制度依托的农村建立起一种替代性的制度，梁漱溟称这样的 组织为“乡农组织”。但是，客观上并没有收效。现在的乡村儒学也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现有的乡村，其组织架构是村委会，在集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转变 之后，集体制本身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即使很弱）功能也宣告解体，因此，乡村儒学需担负一个新的乡村组织建构的使命，以补充现有体制在情感和组织上的欠缺。

最后，乡村儒学与其他的儒学形态的关系问题。目前尼山脚下的乡村儒学活动，其核心是通过对《弟子规》等通俗的儒家读本的宣讲来传播儒家的价值。然而，我 们还必须考虑，可持续的儒家教育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些传统的家训和其他的通俗的儒家读物，对之进行编写和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新的解释。

在我看来，乡村儒学还是一种在尝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其生命力和普遍适用性都需要通过时间和更多的成功经验的验证，而那种基于政绩考虑而进行的强制性的 推行，都可能使乡村儒学难以真正成为乡村民众的自觉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儒学或许需要更多的实验。 [返回光明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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