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孔子祭”的兴衰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自古以来就对孔子这位汉字文明的启蒙者推崇备至。当今日本各地的“孔子祭”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尊孔活动。
追根溯源，日本的“孔子祭”，其实就是中国祭祀孔子的“释奠”。跟中国不同，日本的孔子祭奠都是在春祭，大都是在黄金周的前个星期日。
东日本大地震那年，几乎的热闹活动都取消了。为祭奠地震和海啸牺牲的国民，当年的孔子祭第一个节目就是向死难的人们致哀。
“释奠”，原是中国古代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东汉以后，主持“释奠”者或为君王或为重臣，仪式十分崇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承积淀，“释奠”的内容渐渐丰富，至唐代时最后成熟。唐代在祭祀孔子时，还陪祭孔门七十二贤和先儒二十二贤。
在唐代，“释奠”经由入唐的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典籍关于“释奠”的记载首见于公元701年。前一年编纂的《大宝令·学令》规定，在都城设立大学寮和国学，每年按时举行“释奠”，这是日本仿效唐朝文章制度的重要活动。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日本朝廷先后颁布律令《弘仁式》和《延喜式》，其中继续规定了“释奠”的内容。
日本朝廷对“释奠”的认识最初流于粗浅。直到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完整地传入唐礼，日本的“释奠”才渐上正规。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日本举行“释奠”，礼仪上学习唐礼，又兼有日本本国的特色，标志着“释奠”已融入日本。
但由于未推行中国在唐宋之交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儒学在古代日本一直缺乏关键的制度支持。朝廷学校只接受贵族子弟，“释奠”也就限于上层贵族的狭小圈子。在12至16世纪的日本，古代日本律令政治解体，“释奠”的儒学色彩日渐黯淡，渐渐成为贵族的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律令政治解体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士阶层也开始举行“释奠”，这是后来“释奠”复兴的温床。
17世纪初，统一日本的江户幕府将源自中国的朱熹派儒学定为正统思想。在幕府的推动下，衰颓已久的“释奠”迎来了复兴。1633年，日本大儒、幕府学官林罗山在私邸第一次举行“释奠”，并在三年后恢复了“释奠”讲经的传统。1659年，续任幕府学官，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复兴春秋两祭的制度，在五年后又恢复了“释奠”的乐礼。随着礼乐的恢复，“释奠”的影响渐及朝野。1691年，幕府修建的汤岛圣堂完工，标志着“释奠”成为国家典礼。在明治维新前，汤岛圣堂一直是日本祭孔的中心。幕府的祭孔活动推动了日本社会学习儒学的风潮，最终促使儒学成为江户日本的统治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政府努力消除幕府的政治和思想影响，致力于建立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儒学因此失去了旧日的官学地位，官方的“释奠”被废止。但在明治维新后期，儒学的影响渐渐复苏。官方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教育敕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
同时，日本政治和经济的领袖人物，对近代化时期剧烈的社会冲突深感忧虑，就向儒学寻求救济之道，日本的“孔子祭”遂开始恢复。
1907年，汤岛圣堂重新开始举行“孔子祭”，各地的孔子祭祀活动也渐有发展。在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革中，日本朝野反省维新以来的成败得失，儒家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肯定。此外，儒学在战后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兴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中，后者在日本“经济奇迹”时期曾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当今日本影响最大的“孔子祭”，有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天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典礼，以及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长崎孔庙举行的典礼。汤岛圣堂的“孔子祭”由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主办，仪式大致因袭江户幕府世袭学官林罗山家族的传统礼制。
长崎孔庙的祭孔典礼是在中国曲阜孔庙的直接指导下恢复的，大致与中国的仪式保持一致。在现代日本，汤岛圣堂、长崎孔庙，以及各地的“孔子祭”活动，都起着弘扬儒学文化的示范作用（孔健祥林）。
释奠大祭是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韩国的“祭孔大典”都会有中国媒体报道，尤其是在韩国首尔市成均馆文庙举行的祭孔大典，由成均馆大学学生表演。
春期释奠（祭孔）在韩国首尔成均馆大成殿前举行。韩国完整保留了祭孔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在成均馆和各地200余所乡校举行，这两天分别被视为孔子的忌日（二月）和诞辰（八月）。韩国大祭不光是祭奠孔子一人，而是包括孔子及其他圣贤，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韩国的圣贤。
实际上，成均馆就是朝鲜的太学，始建于1398年，是韩国研究与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中心，也是韩国掌管学术思想的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中国的太学与国子监。除此以外，成均馆还是朝鲜皇室成员学习儒家思想，接受儒家教育的重要场所。1400年，太宗王开创了皇室弟子进入成均馆学习的传统。直至1910年，在整个朝鲜时代大约六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朝鲜时代的国王以及重要人物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教育，因此，他们都与成均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这是因为当年的成均馆随着朝鲜1894年的甲午改革已演变为今天的成均馆大学。学校的太学功能与重要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在“韩日合邦”后停止了成均馆的教育功能，改名为“成华院”。直到1946年，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和儒林领袖金昌淑以“仁义礼智，修己治人”为校训，承续朝鲜“成均馆”之遗风，在成均馆原址上创立了“成均馆大学”。并联合全国乡校，在1953年2月，完成成均馆大学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校。
当今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排名前五的大学，是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与传播的中心，担负着对纪念孔子及儒家弟子的仪式进行监督与管理的职能。同时，它也是韩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教育融合的最佳典范。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成大在韩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反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韩国语的创立，到儒家思想的传播，成大以其特有的方式诠释着韩国的现代社会哲学。最近十年，由于三星财团雄厚资金的赞助，使得成均馆大学如虎添翼，快速发展。
当今的韩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仁义礼智”为主导的儒学是韩国思想传统之主要构成基础，这是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韩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
中国儒教在印尼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华人的家庭教育和庙堂、宗祠的祭祀以及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
1900年成立的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地定义孔教为一种宗教，指出孔教是华人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分，并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
20世纪中叶，印尼从西方殖民地转变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印尼华人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或“华族”“华裔”身份的重大转变。印尼孔教也终于发展成为国家认可的印尼的六大法定宗教之一。
印尼孔教具有较完备的的组织体系，并有专门的教职人员，实行教职级别制度。中国儒学的“四书”和“五经”是孔教的主要经典，“天”是孔教至高无上的的上帝，孔子是孔教的“圣人”和“先知”，“八诚箴规”是孔教的基本教规。此外，印尼孔教还有一整套包括礼敬、祭祀、宣道、人生礼仪等多种仪规，构成了内容十分丰富而又规范、完整的的礼仪体系，具有“制度型宗教”的显著特征。
孔教的宗教仪式以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为主体，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形成了包括象征体系和身体操演的综合性实践记忆，为印尼土生华人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途径和有效机制，从而也反映出一部分土生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华人身份认同，显示出中国儒学传统超越历史时空的顽强生命力。
总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王爱平教授指出，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是中国儒家文化在海外的特殊发展形式。印尼孔教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印尼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的过程。王教授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她以照片形式记录了印尼孔教礼堂的布局形式、印尼孔教的仪轨形式、孔教婚礼、孔教宣教士的活动等诸多方面。孔教现在只是在印尼成为了制度性宗教，而在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并未完全变成制度化的宗教，但是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类似儒教的组织的存在，如孔教会、德教等。
新马印三国中华文化传播的比较
新加坡李元谨博士在其《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新马印三国比照》中，指出东南亚三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不同的特征、各个层面华人的境遇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比照，阐述已脱离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国家中华文化传播的三种“保根的模式”。新加坡：以政治主导的“以文保根”模式；马来西亚：以教育主导的“以校保根”模式；印尼：以宗教主导的“以教保根”模式。
李教授根据新马印三种模式的进一步比照——从同轨到分散，从互动到疏远；从中国元素主导到本土元素主导；从同受西方文化和回教文化挑战，并做出不同反应，以及分别以不同的语言保留，前瞻性地提出三种模式的未来发展与思考——新加坡不可能复兴华校，“以文保根”的道路将继续下去；马来西亚的华教尚在发展中，“以校保根”之路会延伸，担忧的是华人人口比例下降和人才外流；印尼孔教有局限性，但华文教育方兴未艾，今后会继续中华文化，不会仅限于“以教保根”。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