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一旦回归到生活的正常状态，人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就可能被遮蔽。关于这一问题，孟子曾与人进行过详尽的讨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人性本善，但是，这种善的倾向和潜能只是处于“端”的状态。端者，首也。就像孟子所举的例子，这就是好像泉源，仿佛火种，或者仿佛种子。它们要成为泉水，成为大火，成为参天大树，需要人的有意的养护。

　　这就是需要借助于“思”的功夫。所谓思，就是内自反省，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自觉。人如果能善用“思”的功夫，就可以养护那不忍之心，而成就现实的仁善的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那这个火种就可能摇摇曳曳，甚至于被外界的风吹熄。

　　这外界的风就是“物”，就是人的利己的物质欲望。人具有不忍之心，但是，人也生活于现实社会中，不得不解决个人的柴米油盐、房子股票。不忍之心让人的心灵敞开，关爱他人，物质欲望则让人的心灵封闭，仅关注自己。人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后者，但是，人也不当完全沉溺于后者。健全的生活在于平衡心、物，这就需要借助于“思”的能力。人如果善用思的能力，那就可以在解决自己物的需求的同时，也让不忍之心有发挥的空间，也即同时做到利己与爱人。如果人不能善用思的能力，那人就会蔽于物，人的不忍之心就会被物欲所遮蔽，而完全从事于满足自身物欲的事情之中，对他人的疾苦无视、冷漠。

　　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因为思的能力，而出现了分化：有些人具有较强的思的能力，能够养护甚至扩充自己的不忍之心，他们成为“大人”，或者“君子”。有些人则不能，他们也就处于“小人”的位置。小人之成为小人，不是因为他们本没有仁之端，生来就是小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用自己本来也具有的思的天赋，克制物欲，养护自己的仁心。

　　另一方面，外在环境对于人，尤其是“中人”的仁善行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包括法律、政制、民风以及时代的哲学观念。它们构成了一种更为庞大的“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尤其是秦，就处于物质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要说人们没有慈善公益之心，就是一家之内，也是商业关系，如贾谊所观察到的：“假父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

　　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习染于普遍的时代精神，斤斤于锱铢之利的计较，其不忍之心将会被完全抑制，人也就如同禽兽般生活。

　　不过，按照儒家思想，这并非人之本性。每个人把所有人视为敌人，人人相互以经济人对待的状态，这其实是悖逆于人性的。在孟子看来，不忍之心和思的能力，都是上天所命于人者，是人的自然。此即《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的含义所在。人很自然地会听从这一天命的指引，掀开物欲的遮蔽，面向自己的本心。因此，慈善公益事业始终是有其自然的动力的。即使在物质主义的时代，人追求合乎人性的生活的内在动力，也会驱动人们摆脱主流物质主义观念的控制，尤其是在发生某些极端事态的情况下——当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制度也至关重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让人的慈善公益之心，最为便捷地转化成公共行为。人具有慈善公益之心是一回事，历史地从事慈善公益实践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因而也是需要成本的。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并消耗其他资源。不应该指望人人是圣贤，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实施生活的行动，包括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时候，不可能不做成本—收益的考量。

　　制度则决定生活的成本。一个社会，假如它的伦理、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人们从事这种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非常低廉，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在自身不忍之心的驱动下，从事慈善公益事业。

　　反过来，不合理的制度，则会抑制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热情。不合理的制度会让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成本升高。一旦成本达到一定程度，物欲就会从心灵的后门挤进来。人们会觉得付出太多了，而放弃努力。当代中国关于慈善公益事业的诸多法律、制度，就人为地推高了人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成本。很多人本来具有相当强烈的慈善公益之心，而面对太高的成本，也不能不作罢。这样的制度当然应当予以彻底变革。

作者：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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