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地构造慈善公益组织的为什么是范仲淹？为什么是儒者？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是儒者的治理理想所要求的。
《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至关重要的是，在儒家的治理规划中，人皆有所养，社会秩序保持稳定，这绝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首先，并且始终主要是儒者自己的责任。只不过，在汉武帝以后，儒者大量进入政府，因而这便成为政府的职责之一，由此一路发展而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但是，儒者始终坚信，这样的工作主要属于“风俗”的范畴，因而，寄身于政府之外的社会中的儒者君子，应当并且确实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接受了儒家教化的人所具有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伦理意向，则是这一慈善公益事业展开的伦理社会基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其实就是对一个人们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理想的描述。人们不仅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努力，同样也在自然而慷慨地相互救济、帮助。
换言之，在儒家的整体治理规划中，首先由社会进行必要的财富再分配，这就是慈善事业；并且由社会自身提供自己所需要的公共品，这就是公益事业。政府所发挥的则基本上是一种辅助性功能。《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刻画了这样一种以社会自主治理为本的治国规划。儒者相信，“家”齐则自然国治、天下平。这里的家，既可被理解为自然血亲之家，也可被理解为社区、行业等“群”。家族内部、群内部的慈善公益组织，就是齐家的重要工具。
这样的活动本身，就起到了“合群”的作用。透过这样的活动，“公”被创造出来。社会乃是人构造出来的。人仅有不忍之心，并不足以构成社会，这样的心完全可以寄托于孤立的原子式个体身上。自然的血亲关系同样不足以支撑社会，这样的关系可能分割人群，成为互不关联的碎片。只有在人们相互关爱的行动中，社会才将被构造出来。“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事慈善公益活动，就是社会联结的纽带之一。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训练和增进公的意识、技艺，从而打开通往“天下为公”的通道。超出个人自利的慈善、公益活动是以人的不忍之心为基础的，反过来，它又增进人们的“公心”，生成和强化人们的共同体感。
儒者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慈善公益事业对于维持人们的共同体感的重要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战国以后，中国形成国民平等、私有产权、自由交易这样的制度，在没有健全的法治、宪政控制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会同时侵蚀富人和穷人的心灵。极少数人享有巨额财富，仅仅因为财富相对于他人的优势，他们就会蔑视一切规则，蔑视一切人，放纵自己的各种欲望，胡作非为。大量穷人处于社会下层，他们是财富竞赛中的失败者，由于这个社会把财富当成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自己认为，全社会也都会认为，他们的整个人生是全盘失败的。不论富人、穷人的心灵因此都不够健全，都缺乏公共性。在这样的人心基础上，社会、文化、政治秩序都倾向于解体。因为，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对秩序负责：富人蔑视秩序，穷人漠视秩序，一些绝望感比较敏锐的人则仇视秩序。如董子所说，“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
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保持基本秩序，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设计各种制度、机制，把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度的水平。至于适度的标准，董子也已经明确提出：“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达成这样的状态，当然需要借助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再分配政策。但是，社会内部的再分配机制，应当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套机制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社会内在的再分配机制的运转不只可以再分配物质资源，更可以在不同个体、人群之间，创造、维持一种资源、情感、价值乃至生命的共享感，这种共享感是人群的共同体感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机制，穷人感觉到，比自己境遇更好的人并没有抛弃他们，而依然把自己视为同胞。由此，他会对其他人，进而对整体社会秩序，具有亲和感。反过来，富人透过这样的活动将让自己生命焕发出更大价值，这样的经历、体验可以改变他的价值结构：财富不再是唯一的，利他的价值排序将会升高。他将不再仅仅因为财富而骄傲，而会因为共享而喜悦。物欲的遮蔽将被推开，他的本心将会敞开。他不再只是消费秩序，而是构造和维持秩序。
因此，慈善公益事业不仅可以帮助穷人，令穷人认可社会秩序，即便自己在这个秩序中的位置并不好；它也可以教化富人，让富人的眼光超越财富，致力于维持社会秩序。在古代的慈善公益事业，绅士总会动员富人参与，而就在这样的活动中，富人逐渐地完成从财富精英到社会绅士的转型。发达的慈善公益事业，让社会中各色人等相互走近、接触、分享从而形成和维系共同体感，由此才有可能通往儒者的终极理想：“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因此，当代中国的儒家如欲复兴，必须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在家族制度趋向瓦解的陌生人共同体中，借助儒家价值重构合“群”形态，开辟和维系“公”的空间；而当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真正繁荣，也必以儒家的复兴为伦理宗教的前提。
作者：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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