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孔庙石经阁，《南宋太学石经》现藏于此处
石经的刊刻原委
1127年，女真贵族攻陷汴京，北宋王朝宣告结束。同年，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由于金军步步进逼，宋军节节败退，朝廷被迫南迁，短短二三年中，先后辗转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今绍兴）等地。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至此，南宋王朝结束了流离转徙的态势，从而进入了安邦治国，偏安东南的新时期。
南宋太学石经最初刻立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太学内，因而得名，太学是我国古代朝廷官办的最高学府。南宋太学石经简称“南宋石经”，始刻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故称“绍兴石经”。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诏建“光尧石经之阁” 存放石经，并亲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牌匾，故又称“光尧石经”。南宋石经亦称“宋高宗御书石经”，以其乃宋高宗亲书之故。
南宋初年曾有过一段以临安府学兼作太学的短暂过渡时期，但是石经并没有立于其中，因为此时尚未有这一动议。绍兴十三年正月，以岳飞故宅为太学(今小车桥东，原浙江医科大学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记载，绍兴十三年正月“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 “（秋七月）奉安至圣文宣王于国子监大成殿，命太师秦桧行礼，时学初成，帝自题赐书阁榜曰首善。”南宋太学正式建成，随后就有了立石太学的奏议。
南宋初年刊刻儒家经典并立石太学，缘起太师秦桧的奏议。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1166年－1243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记载，绍兴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桧奏，前日蒙附出御书《尚书》，来日欲宣示侍从官，不惟观陛下书法之妙，又令知陛下圣学不倦如此”。“时上所写六经与《论语》、《孟子》之书皆毕，桧因请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诏可。”由此可见，在太学刊刻宋高宗御书石经，时间当在绍兴十三年十一月。
对于南宋太学石经全部儒家经典刊刻过程，在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年－1296年）所辑类书《玉海》卷34中有详细记载。绍兴十三年六月御书《周易》完成，绍兴十四年（1144年）正月御书《尚书》完成，同年十月御书《毛诗》完成。绍兴十六年（1146年）五月御书《春秋左传》完成，同年，御书《论语》、《孟子》完成。上述御书儒家经典“皆刊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但是，这还不是南宋御书太学石经的全部，而且其保存状况也没有获得继任皇帝宋孝宗的赞许。
宋孝宗下诏要求在太学专门建造楼阁，安放石经，并表示将亲书阁名。 不到三个月，临安知府赵磻老於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奏报建阁工程即将就绪。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博得宋孝宗满意，他奏请 “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今搜访旧本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这个建议得到宋孝宗认同。六月十三日御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牌，赐国子监。”由此可知南宋石经“刊石太学”，从开始到最后完成，经历高宗、孝宗两朝，时间为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所用书体皆为宋高宗亲笔书法。
关于碑石刊刻石经的书法，另有一种说法是高宗与吴皇后共同书写，如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吴皇后）续书，至今皆莫能辨。”考察今之遗存的石经，其书法风格的确难以甄别出异样，因此是否可以认为确有代笔事实的存在呢？宋高宗赵构曾说：“朕一无所好，惟阅书作字，自然无倦，《尚书》、《孟子》俱写毕，《尚书》写两过，《左传》亦节一本”，而且他多次自谓平素别无所好，惟独钟情书写。依此情形，宋高宗赵构似乎独自完成也不是难事。但是，书法作为帝王的雅事，本来是可以作为消遣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书写内容的特殊，决定了书法带有明显的主题色彩。受主观思想的影响，使书法客观成为政治思想的载体，成为一种以文载道的手段。又因为石经文字之多，书写规模之大，费时又费力，这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愉悦享受，而是一项浩繁的书写工程。据史书记载，宪圣吴皇后本人素养很高，“颇知书，……，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于是吴皇后岂不自然成为加盟此项工程的最佳人选。代劳翰墨，也成顺理成章之事。再则，石经书法，难以辨别，还因为石刻书法和墨迹手稿是有很大区别的。石刻存在着对墨迹手稿的“艺术再加工”，尤其对于墨迹手稿的浓淡枯湿表现难度很大，况且由于刻工对书法本体的理解及镌刻手法的运用，致使碑刻书法具有自身的艺术特征，加之年代久远，风雨洗礼，辨别起来就更加困难。日本学者真田但马和宇野雪村在合著《中国书法史》中写道：“这些碑显见参照二王的米芾笔意。南宋人的‘古法’是受米法影响的，有不少人怀疑真迹本毛诗唐风诸作是否为高宗所书，因颇有米法笔意。”
太学石经刊刻经籍的选择，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取向。宋高宗为了洗脱徽宗、钦宗的责任，顺应时论，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安石，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居正对曰：“祸乱之源，诚如圣训。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世者，不止此。”因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文无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岂不害名教！孟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矣。” 居正退，即序上语系于《辩学》，书省上之。
北宋太学石经刻录《周礼》，而南宋石经则没有刊刻。这恐怕与王安石以《周礼》为变法指导，托古改制，酿成祸乱，引起宋高宗恶感不无关系。
石经的变迁历程
石经刻成后，藏于南宋太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 内，南宋一朝享尽尊荣。宋元革鼎，朝代更替，元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在南宋大内建造石塔，企图将石经搬去垫为塔基，以示镇压南宋臣民。“西僧杨琏真伽造塔行宫故址，取碑石垒塔。杭州路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止”。吴讷将此事记载在《石经歌》序中，认为有赖杭州府推官申屠致远据理力争，石经才幸免浩劫，得以保存。明文征明作《跋宋高宗石经残本》文有“石经竟亦散落”之语，认为石经虽然没有全部征用造塔，但也因此遭受损毁。清朝经学家朱彝尊（1629年-1709年）因袭此说。“南宋太学石经碑为元僧杨琏真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吴公讷於杭州府儒学筑廊先师庙仪门外，贮之。”清朝学人孔继涵（1739年-1783年）收集整理前人相关文献，梳理南宋太学石经辗转转移的经过，著成《石经记》。他认为“石经之亡，亡於徙学，不亡於杨琏。故吴讷、杨一清、于慎行、郎瑛诸记皆谓，‘为申屠致远所遏而止’”，文征明、朱彝尊之论“无足取证”，甚至批评文征明“只据残本，不考刻石，梼昧甚矣！”元末，南宋太学被改为西湖书院。至此，南宋太学石经尚完好保存，并无缺失。
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西湖书院改作仁和县学。明末，仁和县学搬迁至原来的贡院，而石经“亦舁致焉，龟趺螭首，十缺其半”。明宣德元年（1426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嘱杭州知府卢玉润收集修补南宋石经。卢玉润经过一番搜集，收得南宋石经碑石百余片，放置在仁和县学旁孔庙大成殿后及两庑。吴讷又作《石经歌》刻碑以示后人。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宋廷佐将仁和县学石经移至杭州府学（孔庙）。孔继涵忿忿于石经“迁徙变置者五，其残坏散佚者，皆由于此，非杨琏取之去也。”他对于地方官吏，不知珍惜南宋石经，放任流散的行为尤其痛心，“后之俗吏，有阴为冯熙、常伯夫之为而不自知者。”明崇祯末年，由于府学回廊圯塌，才开始将石经嵌于壁间。
清朝沿用前朝府学旧址，并无移易。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还特为南宋太学石经建廊六十四间以覆护之。因为四书五经依然是科举考试书目，所以南宋石经继续得到清朝科考学子的追捧青睐，其拓本广为流传。清末国朝衰微，科举废除，杭州府学在风雨飘摇中凋敝，南宋石经再次杂陈荒野。民国以至建国初，南宋太学石经处于散落遗弃状态。195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整理石经，共得85石，经过整理，集中存于劳动路杭州孔庙原址。
20世纪80年代，杭州孔庙依托遗存的古建筑大成殿，利用孔庙原收藏的大批古碑和历年来收集的各地散佚和发现的碑石，改建成杭州碑林。南宋太学石经历经磨难，有幸被陈列于大成殿内与公众相见。
又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2007年底，杭州孔庙复建工程正式开工，至2008年9月28日完工并对外开放。复建后的杭州孔庙占地面积13200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5581平方米，由西部的孔庙中轴线和东部的园林建筑区组成。南宋太学石经终被从大成殿迁至新建的“石经阁”内。
现存杭州孔庙石经阁的85块碑石，分别是《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春秋左传》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中庸》1石。碑石材质为太湖青石，质地细腻，色泽偏白，堪称上品。各经碑石尺寸略有不同，宽在0.98米至1.22米之间，除《中庸》之外，高约1.6米左右，厚约0.25米左右。碑石由于岁月悠久，且多遭变故，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有27石，经过拼补的有58石。《春秋》编号八、六十二，《孟子》编号一七、一九诸石字迹清晰。字迹严重破损、漫灭的有30余石。其余皆有剥蚀漫漶，只是程度略轻。
本文作者：陈 进 卢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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