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

     《唐开成石经》是唐太宗太和四年朝廷下令刊刻的、用于规范经籍用字字形的儒家经碑。唐朝文宗于太和四年(公元830 年) 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经籍刊缪, 博士陋浅不能正, 建言愿与巨学鸿生共力雠刊, 准汉旧事, 镂石太学, 示万世法。”由艾居晦、陈王介、段绛(另一人姓名漫漶不清) 等四人用楷书分写经籍于石, 约用七年时间, 至开成二年十月(公元837 年) 刻成。《唐开成石经》是在当时经籍用字混乱、错讹现象严重的情况下, 朝廷下令刊刻的; 是经过资历深厚、精通儒学者认真校订、审核后才镌刻上石的, 其目的就是对经籍用字进行规范。

    据《中国书法艺术》记载:《唐开成石经》有114石, 两面刻字, 计228 面, 每面八列, 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国子监内太学讲经堂两廊, 给阅读者校对和抄录用。原书于北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 年) 由漕运使吕大忠移置“府学北墉”, 即今西安碑林。石经刻成后, 屡经战乱, 以及明嘉靖间关中大地震, 除略有残损外, 基本保存完好。《唐开成石经》正文为楷书, 标题为隶书, 字迹工整谨严。《唐开成石经》的镌刻受当时社会用字状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社会用字状况

    魏晋以来至唐朝初期, 是汉字字体急剧变化发展时期, 篆书、隶书、楷书等字体递相变化; 隶、楷、行、草又均可通行, 造成了如北魏江式在魏宣帝延昌三年(公元514 年) 上的奏表中所说的状况:“世易风移, 文字改变, 篆形谬错, 隶体失真。俗学鄙习, 复加虚造, 巧谈辩士, 以意为疑, 炫惑于时, 难以厘改。”打破了秦汉以来文字统一的局面, 异体别字, 逐渐增多, 社会用字混乱, 正如颜之推所描述的“百念为忧,言反为变, 不用为罢, 追来为归, 更生为苏, 先人为老。如此非一, 遍满经传。”这种混乱的情况, 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经典用字, 使经典文字也失去了统一的规范。这对于唐王朝的统治非常不利, 迫切要求像秦朝一样实行“书文”。

    除魏晋以来社会用字混乱外, 篆书演变为隶书、楷书,不仅有书写风格的变化, 而且有字体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楷体正字正在逐步形成和通用, 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笔下篆书、隶书影响并未消失。在政治和经济日益趋向强盛的初唐王朝, 为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 客观上要求文字进一步的统一, 要求文字书写实现规范化, 需要一次整理异体、辨别俗讹、订正经典文字、统一字样的正字运动, 使楷书规范化、定型化。“字样之学”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贞观四年, 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讹谬, 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颜氏多所订正, 撰成《五经定本》, 为诸儒叹服。《五经定本》颁行, 使诸经文字完全统一, 就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而释义各异的弊病。据颜元孙《干禄字书·序》追述:“元孙伯祖故秘书监, 贞观中, 刊正经籍, 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 号为颜氏《字样》。”自此以后, 字样书蜂出。有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 这些书都已亡佚。但据清人辑录, 尚可知它们都是考定经典文字的笔画俗讹、推行规范字形的字书。同类性质著作尚存的有: 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等, 其中以颜元孙《干禄字书》最有名,近人罗振玉甚至说:“此书当与‘仓雅’并重。”

    总之,“字样”书的出现, 给我国文字的规范以积极的影响, 使楷书字体成了汉字的正宗。唐代的正字运动, 使字体有了一定的规范模式, 而且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 这些都为《唐开成石经》的镌刻奠定了基础。

    二、唐代实施科举取仕制度

　　所谓科举制度, 就是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 定期举行统一考试, 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 也叫“开科取士”。科举制度始于隋朝, 到唐代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科举考试在手续、科目、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了一套明确的规定。唐代科举考试在不同的时期, 其科目设立也不尽相同, 随时有增有减, 前后总计不下十几种。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

    唐代奉行科举取士的文化政策, 学校教育和官吏考选都把文字的书写放在重要地位。进士考试必用正字, 不能用俗体。试卷上一有俗体就名落孙山;而金榜题名者总是尽写正字的, 此即颜元孙在《序》上说的“升沉是系, 安可忽诸?”他以《干禄字书》命名, 就在告诉人们: 写正字, 求禄位。唐朝规定: 考中进士, 只是有了出身, 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还要经过礼部选试, 若选试合格才授予官职。选试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先考书、判,然后再试身、言。在选试中, 把“书”放在了首位。另外, 唐代在科举考试中, 设立“明字”科, 明字科属于小学、文字科, 主要考《说文》、《字林》等; 这些做法都充分说明唐王朝非常重视文字使用问题。

    三、文人文化兴起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 造成几百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唐王朝建立以后, 积极调解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一方面, 实行了一系列限制门阀士族的措施, 另一方面, 则实行科举, 从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广泛吸取人才, 给资地浅簿的下层人士参与政权开辟道路。这使得那些没有贵族出身不能世袭官位的底层文人有了进身仕途的机会。唐代科举的应试者分为生徒和乡贡。生徒即官学的学生, 修业期满可应举参加考试; 乡贡即地方士人自学或在私塾学习的人, 向本县、州投牒应试, 合格者可“进贡”到京师应试。非官学的学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考试, 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世族门阀阶层, 为庶族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发展的道路。中唐后进一步发展科举, 庶族士人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文人文化便快速兴起。

    四、图书业进一步发展

    唐代造纸技术的提高, 为写书出书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使得图书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据《古今书录》记载, 至唐玄宗时, 藏书共有三千六十部, 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此外有佛经、道经二千五百余部, 九千五百余卷。这些书都是靠手工抄写,真可谓工程浩大。又据《通考》记载: 开元年间, 长安、洛阳“两都聚书四部, 以甲乙丙丁为次, 列经、史、子、集四库, 其本有正有副, 轴、带、帙、竿皆异色别之。”可见, 这时政府藏书已发展到非常完备的程度。

    由于图书事业的不断发展, 要抄写大量的书籍,就需要有很多的书手。《唐书·职官志》记载: 秘书省有正字四人, 楷书手八十人; 弘文馆有令史二人, 楷书手三十人; 集贤院有直书写御书一百人; 史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只几个有图书馆分馆的部门里的书手,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队伍。随着写书人员队伍的逐渐壮大, 需要有统一的字体, 秘书省官员逐渐总结并提出了书写的标准字样, 也就是后来的一系列“字样”书。

    总之, 唐代政治制度的变革, 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字样书的出现, 为石经的刊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当时唐朝正处于中印文化与南北文化汇流之际, 更要求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字, 有个统一的规范。石经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刊刻完成的。

    本文作者：吴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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