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北京孔庙的祭孔释奠主要有两种，即亲诣释奠与遣官释奠。
亲诣释奠
所谓亲诣释奠，是指皇帝亲自参加祭祀孔子的典礼，亲自参与释奠，以示对至圣先师孔子的尊敬和优渥，以及对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褒奖和推崇。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皇帝是一国之君，号称九五之尊，如果皇帝能够亲自诣孔庙行释奠仪祭祀孔子，那真是对于孔子及其家族无上的殊荣。而且，通过皇帝的率先垂范，尊孔重儒、尊师重教之风必然靡及天下。
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共有12位皇帝先后亲诣阙里祭祀孔子，两汉至唐期间就有8位，其中包括西汉高祖（西元前195年）、东汉光武帝（西元29年）、汉明帝（西元72年）、汉章帝（西元85年）、汉安帝（西元124年）、北魏孝文帝（西元495年）、唐高宗（西元666年）、唐玄宗（西元725年）。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宋真宗过曲阜，拜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宋真宗《玄圣文宣王赞（并序）》）。五年（西元1012年），又改谥玄圣为“至圣文宣王”。那么在元明清三代，都有哪些皇帝曾亲自参与过释奠孔子呢？《钦定国子监志》上有明确记载：
元：
至正八年夏四月乙亥，帝幸国子学。赐衍圣公银印，升秩从二品。定弟子员出身。（《元史·顺帝纪》。注：亲诣国子学，未释奠。）
明：
永乐四年春三月辛卯，释奠于先师。曰:“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
正统九年，太学新成。春三月辛亥，释奠于先师孔子。
景泰二年春二月辛未，释奠于先师孔子。遣陈懋、于谦、王直、陈循、高穀、江渊、商辂、刘铉分献。
成化元年春三月丁巳，释奠于先师孔子。
弘治元年春三月甲申，释奠于先师孔子，诏定先期致斋一日，奠加币，释奠于先师孔子，遂视学。
正德元年春三月甲申，亲视学释奠。
嘉靖元年春三月甲寅，释奠于先师孔子，遂视学。……是年，命衍圣公及颜、孟博士，孔氏老成者无人，颜。孟各二人，赴京陪祀。
（嘉靖）十二年春三月丙辰，释奠于先师孔子。命大臣致祭启圣公祠，遂视学。
隆庆元年秋八月癸未朔，释奠于先师孔子。
万历四年秋八月壬戌，上亲释奠。是日甚雨，免讲。
天启五年春三月甲寅，亲视学释奠。
崇祯二年春正月丙子，释奠于先师孔子。
清：
顺治九年秋九月辛卯，世祖章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顺治十七年春正月庚辰，以修葺先师庙工成，世祖章皇帝亲诣释奠。
康熙八年夏四月辛丑，圣祖仁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雍正二年三月乙亥朔，世宗宪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是年六月戊戌，以曲阜圣庙灾，世宗宪皇帝亲诣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
雍正四年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是年冬十二月辛酉，世宗宪皇帝亲诣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
雍正六年春二月丁酉，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雍正七年）是年冬十二月辛酉，世宗宪皇帝亲诣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
雍正十一年春二月丁巳，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上香礼。
乾隆三年春二月丁酉，圣庙易用黄瓦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
是年三月甲寅，高宗纯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五年秋八月丁未，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十八年秋八月）是月丁亥，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二十一年春二月丁未，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三十四年春二月丁亥，大修先师庙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释奠。
乾隆四十八年春二月丁卯，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五十年春正月丁巳，以辟雍工成，高宗纯皇帝亲临阅视，诣先师庙，行上香礼。
是年二月丁亥，高宗纯皇帝肇建辟雍，临雍讲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五十五年春二月丁巳，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行释奠仪。
（乾隆六十年）二月丁巳，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是年，辟雍新刊石经告成，亲临阅视。
嘉庆元年春二月丁丑，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七年春二月丁未，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十六年，春二月丁亥，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二十二年春二月丁丑，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二十五年春二月丁亥，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道光三年春二月丁未，皇上亲诣先师庙释奠。
是月癸丑，皇上临雍讲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道光九年春二月丁卯，以平定回疆，生擒逆裔至京，皇上御午门受俘，亲诣先师庙释奠。
光绪二十年（西元1894年)仲秋上丁，亲诣释奠，仍用饮福，受胙仪。
由此来看，元明清三代特别是明清皇帝对于祭孔释奠是非常重视的。从明成祖永乐帝到崇祯帝，从顺治帝到道光帝，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去孔庙（乾隆三十三年前称先师庙）参加过释奠。其中，根据《钦定国子监志》的记载，明代十一位皇帝曾参加过祭孔释奠，几乎人均一次，嘉靖帝二次。清代顺治帝二次，康熙帝一次，雍正帝四次（不包括两次国子监告祭），乾隆帝十次（最多，不包括辟雍工成诣先师庙行上香礼一次），嘉庆帝五次（次多），道光帝三次，光绪帝一次。如此多的皇帝参与祭孔释奠，足以看出元明清三代对先师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之重视和推崇。根据《钦定国子监志》上的记载，元明清三代一共有十八位皇帝参与过祭孔释奠，释奠次数达到三十八次之多。无论在释奠等级、释奠规模，还是在释奠次数上，都远远超逾前代。根据现有史料，单就释奠皇帝人数来说，明代为最多，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之外，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参与过祭孔释奠，清代次之（道光后资料缺乏，待考），元代最少。而单就释奠次数来说，清代为最多，无论总数还是个人参与次数都位列第一，其中尤以乾隆帝为最多，其十次释奠的记录更是空前绝后，令其他皇帝难以望其项背。嘉庆帝以五次位列次席，雍正帝以四次跻身三甲。
元明清三代亲诣释奠仪的历史变革。（由于元代亲诣释奠史料匮乏，在这里仅列出亲诣释奠仪在明清的历史沿革。）
永乐四年春三月辛卯，释奠于先师。曰:“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
成化元年春三月丁巳，释奠于先师孔子。
弘治元年春三月甲申，释奠于先师孔子，诏定先期致斋一日，奠加币，释奠于先师孔子，遂视学。
雍正四年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特命以尚书四人，分献四配；以侍郎四人，分献十一哲、东西庑。凡进帛爵于先师，皆行跪献礼。谕礼部：太常寺《仪注》内阁：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实有不安。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 雍正十一年春二月丁巳，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上香礼。谕礼部：朕诣文庙行礼，应亲自上香。嗣后如何上香之处，尔部会同大学士议奏。嗣礼部等会议：迎神后，行三上香礼。谕礼部：嗣后亲诣行礼，于香案前行三上香礼。
乾隆三年春二月丁酉，圣庙易用黄瓦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又，谕内阁：本年春祭文庙，朕降旨亲诣行礼。查文庙春、秋二祭，旧例俱是遣官。我皇考尊师重道，始定亲祭之礼，间年举行，乃从前所未有者。今览太常寺奏进《仪注》，朕躬献爵一次，其亚献、三献之爵，预先陈设香案上。朕思既行亲祭，仍当从三献之仪。著太常寺另缮《仪注》进呈。
以上便是亲诣释奠仪在元明清的历史沿革情况（主要是明清）。明永乐四年春三月辛卯，一向以凶悍残忍著称的永乐帝释奠先师孔子时却明确规定：释奠仪礼不可简慢，释奠必须服皮弁，要行四拜礼。自成化之后，皇帝视学释奠开始用牲、乐，而且命令衍圣公分献、赐服、与宴，并及于其三代后裔。弘治元年春三月甲申，弘治帝释奠孔子规定，必须先期致斋一日，释奠须加币。清雍正四年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规定凡进帛爵于先师，皆行跪献礼，并规定以后皇帝释奠时，亦应行跪献礼。雍正十一年春二月丁巳，雍正帝亲诣先师庙释奠，规定今后亲诣行礼，必须于迎神后，在香案前行三上香礼。乾隆三年春二月丁酉，乾隆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并按照雍正帝所定亲祭之礼，间年举行。
遣官释奠仪
所谓遣官释奠仪，顾名思义，便不是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孔释奠，而是改派大臣去参加祭孔释奠，以表达自己对先师孔子的敬重以及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崇。
由此可以看出，元代遣官释奠仪实际上是在继承唐、宋释奠仪基础上增加和完善而成的。所继承者，如省牲之告充、腯，各官点视陈设等，礼数与唐、宋相同，只是文字有繁简而已。奠币之后进俎，而后酌献，这是参用唐释奠仪（与宋代相异）。唐朝无分献礼，宋代亚献将升阶，引分奠官行礼。元代是等到终献将升阶的时候，才开始引分献官行礼。因此，元代分献礼实际上是继承宋代而来，同时又与宋代有所差异。唐初献行礼毕，就饮福、受胙。亚、终献行礼毕，各自饮福而不受胙。宋代则是三献行礼毕，初献复升阶，饮福、受胙。亚、终献没有。元代释奠仪唯独没有详尽饮福、受胙之礼仪，不知是否是因仍宋之旧礼。所新增加者，则是奠币、酌献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礼。
大德十年八月丁巳，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
至大二年春正月丙午，大成至圣文宣王春、秋二丁释奠，用太牢。
延祐三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天历二年秋七月辛巳，遣使以上尊腊羊钞十锭，至大都国子监，助中秋上丁释奠。
明代遣官释奠于北京国子监实始于永乐元年八月，因为之前明初释奠，皆是在应天即现在南京。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丁丑，释奠初用八佾，笾豆各十二。（《春明梦馀录》）当时祭酒周洪谟奏请加孔子封号，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笾十豆，各增为十二。六佾之舞，增为八佾之舞。成化帝命礼官商议。尚书邹幹说：“洪武中新建南京太学，止用神主，不设塑像。今北监所有塑像，皆因元旧，而笾豆、佾舞之数，则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俱当仍旧。”九月，洪谟又进言，成化帝听从了。由此我们便可推测，现在北京孔庙中所供奉的孔子是神主（木主），而非塑像，是否是从成化十三年开始的。因为明洪武年间在首都应天（南京）所用是神主，而北方则用塑像。另根据《明志》“初，洪武时，司业宋濂请去像设主，礼仪乐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也可以看出明初祭孔大典的确是用神像而非木主的。
永乐后来迁都北平（北京），开始在北京孔庙国子监释奠孔子，但那时仍是因循元旧，未作更新。直到成化帝时，听从国子祭酒周洪谟之言：加孔子封号，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笾十豆，各增为十二。六佾之舞，增为八佾之舞。由此开始，明代皇帝开始对旧制予以革新。但是，仔细检察《钦定国子监志》，我们会看到，改用神位或者说木主并非从成化十三年，而是嘉靖九年。
由“（洪武）十五年，始改国子监庙像为木主，而天下学庙如故”，我们可知，明洪武十五年，已开始改国子监庙像为木主，但此时所改的国子监塑像是应天（南京）的国子监，而非北京国子监，且天下学庙除了应天国子监，依然如故使用塑像而非木主。直至嘉靖九年，嘉靖帝听从了大学士张璁的建言，君臣一拍即合，不但改孔子塑像为木主，而且将四配、十哲之塑像统统改为木主。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成化十六年，监臣祝澜曾经请求皇帝改易木主，但却遭到国子祭酒周洪谟的抵斥，从而没有得以实行。嘉靖九年，嘉靖帝与大学士张璁君臣携手，并经礼臣商议通过，才最终使此建议真正得以落实。目前所见孔庙大成殿17尊全套塑像的有吉林、曲阜、江阴和德阳等十余座孔庙。也有不塑全套的。如上海嘉定文庙大成殿只塑孔子像，浙江衢州文庙大成殿塑像则具“家庙”个性，除塑孔子像外，另塑孔子的儿子孔鲤像和孙子孔汲像，其余一律不塑。
嘉靖九年，嘉靖帝听从大学士张璁所言，厘正祀典，更定先师庙笾豆、乐舞之数。十年，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嘉靖帝从尚书李时所言，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二十二年，定孔庙陪祭之制。
国朝（清）崇德元年，太宗文皇帝遣官致奠先师。
五年，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释奠礼。
顺治二年，定春、秋丁祭，遣大学士一人行礼，翰林官二员分献，国子监监丞、博士分献两庑，祭酒祀启圣公于后殿，均以先贤、先儒配饗从祀。遇有他事，改次丁或下丁日。
四年，定致祭先师孔子，遣满官赞礼，祝词兼用满文。
康熙二十三年，祭酒王士祯等请定先师祀典乐舞、笾豆，酌用成化、弘治年间仪。（注：释奠用八佾，笾豆各十二。）
二十五年，令春、秋释奠，武官二品以上，并入陪祭。据《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壬子，告祭至圣先师于传心殿。（七月）乙未，以朔漠平定，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先师。
二十六年，令春、秋释奠，国子监用笾十、豆十，舞用六佾。
四十九年，总兵马见伯奏：“致祭文庙时，武臣请照文臣一体行礼。”谕大学士等：“嗣后祭先师孔子时，令武臣与文臣一体行礼，于理甚合。著照马见伯所请行。”雍正十九年，增释奠上香礼。
乾隆元年，令祭文庙前一日陈设，饬太常寺如群庙仪治之。祭毕交国子监分胙。
十一年，增崇圣祠配位分献官二员。其陈设四案，增帛二、爵六。
十八年，礼部奏言：两庑位次皆东西向，先贤、先儒南北分列。向于中间空处涉案，分献官各一人奠献，于礼未协。应请两庑各用分献官二人，增香帛一案，就位行礼，以严昭格。至十二哲、两庑、向皆于各位前豫奠一爵，其分献官行三献礼，则统奠三爵于香案，以太常寺执事人不充数故也。嗣后丁祭，十二哲、两庑三献，请均令肄业诸生奉爵。令东、西分献翰林官各奠三爵，两庑分献国子监官各统奠三爵。诏从之。
又，《会典》馆奏言：两序、两庑以国子生执事，而殿内正位、配位及崇圣祠殿、庑仍用乐舞生，揆诸典礼，实有未协。请嗣后遣官释奠，司香、司帛、司爵，大成殿正位、配位用国子官，两序、两庑及崇圣祠殿、庑，均以国子生充。赐福胙、受福胙，各用国子生二人。诏从之。
五十二年，谕内阁：太常寺堂官参走刘墉遣祭文庙，未行一揖一摺，从前朕为皇子时，曾经致祭文庙，记所行仪注，并无一揖之礼。今礼部所用仪注，仍有此一揖，自系相沿，未经改定。刘墉于祭祀时，以一揖之礼不可行，未经照例行礼，该堂官固应据实参奏。但此一揖之礼，俱在上香、献爵、饮福、受胙之后，本系小节。刘墉未经遵行，尚非大过，姑免交部。但刘墉之意既以为断不可行，自应奏明更改。乃并未陈奏，而于向用仪注，率任臆改，此则非是。至相沿一揖之礼，本不可行，嗣后著于仪注内改正，以昭诚敬。（注：至此去一揖之礼。）
嘉庆七年，礼部奏：八月十九日祭先师孔子，改于初九日致祭。得谕：依议。嗣后大祀、中祀，如适遇忌辰，当以祀典为重，不必改祭祀日期，以昭虔肃。（注：至此，以前所行之释奠遇先皇帝忌辰则改日祭祀之礼废止。）
据《清史稿·德宗本纪二》：（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丁酉，释奠于先师。
光绪三十二年（西元1906年）丙午十一月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西太后赞颂孔子“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将孔庙祭祀规格由中祀升为大祀，拟将孔庙全部改为黄瓦，后因“物力维艰、良材难得，若从新工程改造，巩固恐不及前，不如择要修理，以示尊崇”（《孔府档案》5011卷）。中祭用六佾，大祭则用八佾。
以上是遣官释奠仪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沿革情况（清代截至道光）。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遣官释奠仪基本上是沿用唐、宋旧礼基础上增加和完善而成。所新增加者，则是奠币、酌献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礼。明清之遣官释奠亦是在元代释奠之基础上损益而成。
祭孔释奠与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
以上我们所看到的，便是亲诣释奠与遣官释奠的涵义及在元明清的历史沿革。其实，中国古代的礼与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礼不成乐，无乐不成礼，所谓礼乐相须，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典》中所言:“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在《论语》中，有很多是讲这方面的，例如：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同上）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子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同上）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同上）
由此看来，在孔子眼里，礼乐应是融为一体的，没有脱离礼的乐，亦没有脱离乐的礼，礼乐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圆融。同样，对于释奠仪来说，亦是如此。上面我们所言的只是释奠仪的具体礼仪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沿革，而实际上，这种礼仪的沿革同时也伴随着释奠乐舞的发展变革。只是与释奠仪的发展变革相比，释奠乐舞虽然名称和形式亦经历了一番变化，但其基本内容仍然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六年（西元1373年）命宫廷乐官重新制定丁祭乐舞的曲谱。二十六年（西元l393年）颁行了祭孔专用的《大成乐》。清康熙六年(西元1667年)康熙皇帝亲制《中和韶乐》，用于祭孔。为何祭孔要用《韶乐》？因为孔子生前特别钟爱《韶乐》，这在《论语》中有显著体现：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朱熹注曰：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四书章句集注》）
由此可知，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其对《韶乐》简直达到了如痴如醉之程度。朱熹认为，美是赞美声容之盛大，善是美之内容。舜接受尧之禅让治民，武王伐纣以救民，他们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其音乐皆尽美。但是舜之德是“性之也”，也就是因循其性，率性而为，又因为其以逊让而拥有天下；武王之德，是“反之也”，也就是通过反抗暴虐，是通过征诛得天下的，所以其内容不同于舜。程子也认为成汤放桀、武王伐纣，惟有惭德，也即有所愧惭之意，毕竟是通过讨伐君主而得天下，有以臣弑君之实，所以未为尽善。但他同时指出，尧、舜、汤、武，其准则和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征伐并非其本意，是由所遇之时代使然，这就是孟子所言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离娄下》）。孔子评价《韶乐》为“尽善尽美”，因为它既善且美，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皆无可挑剔，为道德人伦之善与乐律音韵之美的最高融合。相对而言，《武乐》就稍逊一筹，所谓“尽美未尽善”，因为《武乐》是征伐之乐，包括了武王伐纣之情节，而孔子是反对战争的。同时，他也从礼的角度认为武王伐纣带有“臣弑君”的意味，于君臣之礼有妨。因此，相对而言，孔子更喜欢《韶乐》。
雍正皇帝在宣谕礼部时曾经说道：“《礼运》曰：‘礼达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礼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
从周代释奠先圣先师，到汉代普遍释奠孔子，东汉时期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三国齐王芳正始时释奠礼停祀周公，专祭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自此，整个六朝释奠均只祭孔子。其后，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暂恢复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很快就停周公祀，只祀孔子为先圣，以孔门弟子和儒学经师配享。唐贞观四年（西元630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阙里文献考》卷四）。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子之庙遍天下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也就是说，经过了一番释奠周公、孔子的反复之后，唐贞观年间开始才真正确立了孔子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周公则从此湮没无闻。之后，宋元明清诸朝代都将释奠孔子之礼仪延续贯彻下来。而且，通过对孔子的封号如宋代的“至圣文宣王”，到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到明代及清代的“至圣先师”，可以看出宋元明清的皇帝对孔子之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其间又有反复，如嘉靖帝废黜孔子封号谥号，仅保留“至圣先师”，顺治帝时又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至圣先师”。其尊奉规格亦有反复，主要在六佾与八佾、笾豆为十与十二之间）。这其中自然有维持其政治教化与君主统治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亦不能不看出，孔子凭藉其个人魅力和人格风采（道德与博学）已经成为后代所尊奉的历史楷模，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在传统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推崇，特别是其“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其所主张的礼乐并行的为政方略亦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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