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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大量纯读经”违背了儒家教育的精神
来源:澎湃新闻 |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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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老实大量纯读经”离真正的儒家教育有多远?

作者:赵法生     本文章小标题为编辑添加

 

近代以来,经典教育可谓命运多舛,在历经一个世纪反复强制摧残打压之后,经典教育似乎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正因如此,读经教育的实践者们应当以戒慎恐惧的心态,及时总结,改过迁善,使来之不易的读经活动健康发展。就此而言,目前关于读经方法的争论是很有意义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王财贵先生所提倡的“老实大量纯读经法”。这一方法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推动大陆荒废已久的读经教育。但是,实践日久,其流弊也随之显现,到了不能不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纯读经”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

 

十多年来,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在育人方面的严重弊端和民众的失望,民间自发产生了数千家以读经为主的私塾学堂,引发了遍及各阶层的民间“读经热”。这股热潮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基层民众对于传统经典教育的强烈渴求,也是社会对于百余年来极端反传统的一种自我矫正。

 

这种读经方法提倡全日制“纯读经”,3-13岁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记硬背各种传统经典,总共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这种方法看上去倒是简单易行,但是,稍微读过一点儒家经典者,立即会生出某种疑虑,隐约感到它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孔子如何教育学生?

 

毫无疑问,历史上教学生读经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七十子不仅在弘扬师学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十分不凡,人才极一时之盛。可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是如何教学生呢?

 

《论语》留下了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在《论语》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是一位善于开启学生内在心性之门,善于鼓舞学生内在精神生命的大师。他总能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发现问题,给予恰当的鼓励或者提示。如同一位高明的园艺师,他深知最快的栽培技术是浇水施肥、阳光雨露的滋润,是帮助学生成长而不是代替学生成长,何况压抑摧折!在《论语》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最少的压制、最多的呵护和最为有效的点拨启迪,仿佛拨云见日,让德慧的阳光照进学子的心田!他甚至不惜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去鼓励那个经常向他发难的子路。

 

正是在这种如沐春风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后代十分不同的学堂:孔子课堂上,不仅有像宰我那样公然与老师唱反调而反对三年丧的;有像子贡那样给老师出难题,要求老师用一个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学问之精神的;还有像子路那样,当面说“老师您也太迂了吧”这样的。孔子本人也时常给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许会以为它是当代欧美学校的场景吧? 其实,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儒家学堂,也是最足以体现儒学精神和孔门教学方法的学堂。

 

儒家教育是专注于人格养成的教育

 

孔门教育不同于现行知识教育,它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即修身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体察,三省吾身,进而知行合一。这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孔子称之为“为己之学”,是一门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学问,专门把自己当对手的学问,一门目前大陆学校所没有又最急需的学问。如今学校所教的理论,学习之后往往是用来要求和批评他人的,自己倒仿佛是唯一的例外,这与作为为己之学的儒学恰好相反。

 

君子人格的核心是对于仁道的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生命,所以,牟宗三将儒学称为“生命的学问”。此一“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却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人就只能像一头畜生那样去行动,多半会比畜生更坏,因为他比动物更聪明。

 

孔门教学以求道为核心,尤其注重人内在生命的成长,始终将人作为目的。道不仅高于一般的功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高于权力,所谓“道统高于君统”——这就避免了现实对于人可能发生的双重异化,避免人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孔子教育的全部努力,在于使人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二千五多年前的教育家,已经有了此种伟大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正是孔门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培养内在生命需要从性情教育入手

 

那么,应当如何培养人的内在生命呢?儒家教育主要是从性情教育入手,从情感的启发引导开始,“孝悌为仁之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孝悌亲情开始,启发孩童的恻隐之心,推己达人,仁民爱物,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成为有道君子。这样的君子,既有丰富的生命情感,又有坚定的道德理性,是情与理的完美统一。王国维曾说,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的圣人,就在于他身上实现了情理的完美融合,此说甚是。强调情与理的结合,使得儒家的理从来不是孤悬高挂之理,而是情理,是人伦日用之理,并由此开启下学上达和内在觉悟之路。

 

费穆1940年代导演的《孔夫子》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主要是体悟、领会与涵养,特别重视交流讨论。《学记》早就告诫:“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在丰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如何开启学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却极少强调死记硬背的资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更反对死记硬背,因为这堵塞了心性成长之路,与儒学的本质相违背。

 

梁溯溟:科举的教学模式违背了孔子教育理念

 

可是,人们为什么常常把儒家经典与死记硬背联系起来呢?这与汉代以后儒学的经学化,尤其是与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有相关。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活泼,蕴含着勃勃生机;但随着流域的展开,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有些段落甚至腐朽变质。儒家教育同样如此。比如科举制下的学堂,已经逐渐丧失了洙泗之上的灵动与活泼,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为绝对真理,不许经生提问质疑,典型体现了传统的经学思维,这显然并不符合孔子精神。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科举的教学模式是违背孔子教育理念的。

 

科举制度下的读经与孔门读经教育的差异,表面上看是方法之别,背后的实质则是儒学形态本身的差别。孔孟儒学是士君子儒学,它是自由、独立和昂扬奋进的,它高扬道统的旗帜,试图以道统驯服政统,建立以仁政为目标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们的语录中充满着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崇尚独立自由精神和士大夫气节,是士君子儒学的精华所在。而随着汉以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政治体制发生了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集权程度大大增强,并因此导致了儒学本身的异变,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帝制儒学。与科举制度相适应的儒学,正是帝制儒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是先秦士君子儒学变异的产物,士君子儒学本身则只能在书院等民间教化组织中延续自己的存在。所以,科举制度下的读经背离原始儒家的精神,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

 

其实,即使在科举制度下,除了记诵之外,也要求学生解经,以应对科举中的释经和策论。《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中,私塾先生贾代儒要求宝玉讲书,所讲是《论语·子罕》的“后生可畏”章。宝玉奉命先讲“节旨”,又串讲字句道:“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 宝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却嫌他的解说具有孩子气,于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可见,历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视解经的。

 

“老实大量读经法”和留声机没有区别

 

所以,在禁锢压抑学生的思想活力方面,“老实大量读纯经法”,甚至使得科举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见绌了。受这种读经法影响的老师们,有一些十分奇怪且广受传播的言论:“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小朋友读经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不需要讲解,不需要读注疏,只需熟读经典白文一百遍、一千遍,直到能背诵即可。先只管背,背十年,十年后全部会背了再讲解”。这段话将此种读经法与孔门读经法的不同说得再清楚不过,它并没有把学生当人,而是把他们当留声机,甚至老师也不过是留声机。它简直可以称为“留声机读经法”!

 

 

这种留声机式的读经法,误解了背诵与理解的关系,将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它把儒学当成了只能记诵的知识。可事实上,儒学不是“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只有与受教育者的情感和心性沟通了才能实行,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脱离了理解和实践的经典章句,不管背诵多少,都与儒家无关,因为它们无法化为孩子心灵的血肉,更无法变成孩子行为的指南,反而会变成孩子心灵的负担和蔽障。

 

孔子并非不重视背诵。一天,夫子立于厅堂,儿子孔鲤从堂上经过,夫子问道:学诗了吗?儿子回答:还没有。夫子于是提醒:“不学诗,无以言。”他日,孔鲤从堂上经过,夫子又问:学礼了没有?儿子回答:还没有。夫子于是提醒:“不学礼,无以立。”从《论语》和《大学》、《中庸》的记述看,夫子及其弟子,对于五经文句可谓烂熟于心,可以口吐莲花般随时引用,而记诵的目的正在于理解和运用。

 

一种经常听到的辩护是:儿童理解力低下,所以不必要讲解。这是对于人性和教育的误解。如果说儿童的理解力薄弱,他们的情感感受力和想象力却毫不逊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他们是天生的诗人,天地万物都是他们的伙伴。所以,儒家总是顺着他们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加以引导,使得童蒙教育充满情趣而丰富多彩。孔子因此特别重视对于青少年的诗教、礼教和乐教,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人”。当人由童年步入少年,知性渐长,智慧日开,更需要在这方面加以点拨培养,促进他的理性的提高。在一个科学昌明和理性发达的时代,孩子们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这一点尤其重要。

 

儒家将人看作是感情与理性的双重存在物,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启发培育内在的情感与理性,以“既仁且智”为目标。可是,这一切在“老实大量纯读经”中统统不见了。归根到底,是人本身不见了。

 

王阳明如何教导儿童?

 

我们看看王阳明是如何教导儿童的。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游嬉而害怕禁锢的,如同刚萌芽的小草,顺遂它天然的生命就会快速成长,人为压抑它就会萎缩凋残。因此,他主张采取“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来取代“督”、“责”、“罚”的教育方法,并警告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

 

历史真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看来,王阳明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法门,突出章句的死记硬背,规矩僵硬严格,忽视礼乐熏陶,重知识而轻徳性,甚至用鞭打和捆绑来惩罚学生,这与当今媒体所揭示的某些私塾的问题何其相似乃尔?

 

结果不仅使学生厌恶学习,而且憎恨学校与教师,“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王阳明明确反对那种不分学生天资情况的“大量纯读经”,而主张读经留有余地:“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留有余地,是为了避免拔苗助长、竭泽而渔,他打比方说: “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幼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它了。” 这才是孔门少儿读经法的真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相对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实大量纯读经法”与真正的儒门教育的距离了。这距离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

 

“老实大量纯读经”倡导者王财贵。视觉中国资料图

 

由此可见,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不是儒家的读经法,而恰恰是完全反儒家的读经法。这种标榜培养圣贤的读经法,最终不能培养出圣贤人格,倒是如媒体所反映的,培养了一些再也不愿意听到“经典”二字的国学逆反者,一些心态阴沉闭锁的问题少年,以及一些最终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长。逼迫一个天真好奇的孩子,花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

 

愚昧读经、野蛮背诵,为什么出现在当代?

 

这一读经法考虑了一切,唯独忽视了一点:人本身。它的问题在于没有把学生当人。这使得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更违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当今世界的教育理念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几乎没有一种敢于公开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贬低到物的水平,但“老实大量纯读经法”做到了。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愚昧读经、野蛮背诵”,并不为过。

 

若要问何以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纳罕的儒家读经法?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国学教育中断了近百年之久,在多数人已经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而社会对于经典教育的需求突然勃兴的背景下,此种读经法或许鼓舞了不少国学爱好者的信心和热情。但是,经典教育,如同其他工作一样,仅靠自信是不够的,在缺乏必要条件时,它甚至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反面。它给予我们重要的启迪,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已经离开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远?并对目前各种流行的所谓“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

 

 

 

 

责任编辑: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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