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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庙》:梳理云南儒学大略
来源:云南日报 |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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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与张佐两兄弟是昆明文史界、作家界埋头苦干的典型,他们与陈云峰、李刚等先生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云南古塔建筑》《云南古桥建筑》《云南明清民居建筑》《云南科举史话》《徐霞客在云南》《徐霞客与昆明》《两江总督何桂清》《雕塑大家廖新学》等近20部著述,可谓成果丰硕,业界评价也很好。

 

  新近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20168月版)的《云南文庙》(陈云峰摄影,张俊、张佐撰文)是他们对云南历史人文的新奉献,6万余字的篇幅加上100余幅照片,基本勾勒出了云南文庙的发展历史以及现存状况。书不厚,开本也不大,纯黑白照片,但却颇有情趣。几位作者,都是认真的田野调查者,全书中介绍到的40余座分布于省会、州市、县城以及村镇的文庙,脉络清晰,资料全面,是继200910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文庙存佚》(赵廷光主编)之后,又一部有关云南文庙的专著。

 

《云南文庙》封面

 

  随着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春风,有关儒学、孔子、《论语》的学术,也成了热门话题。这部《云南文庙》,作者们在学术上,也力图有所突破,书中,作者介绍了中国文庙和云南文庙的来龙去脉,通过图文互补,展示了云南各地现存文庙的建筑、雕塑等艺术特色,填补了云南文庙文化中的一些空缺,功德无量。

 

  纵观全书,书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文庙文化及儒学的文化传承与教化功能,对儒学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统一的作用以及儒学从古至今对国外的影响,着墨甚多,作者提问:“从世界的大视野审视历史,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主体文化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世界文明古国。为什么历史上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统一后,又土崩瓦解了,而中国却是‘分久必合’呢?”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拥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民族文化,历代统治者推崇儒学,主观上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但是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中华民族凝聚与统一的纽带作用。”

 

  《云南文庙》中还厘清了文庙、孔庙、国庙、学庙的概念,这对于研究文庙文化颇有意义,文庙既是祭祀的场所,也承载学校教育的功能,是中国古代教育重要的载体。书中联系科举取士讲述了云南各地文庙对当地科举取士的影响,这也是作者多年研究云南科举制度后,必然的学术方向。文庙使儒学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明清两代,云南士子通过钻研儒学,考中文进士者就达962人。“文庙”这样的符号,已不仅仅是文化、教育的符号,它与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社会结构甚至日常生活,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结合图片细致介绍了文庙的建筑文化,其中特别突出了云南文庙建筑的地方特色。文庙的选址、布局与形制、建筑名称和文化内涵,体现着儒家文化、礼乐制度、六艺教育方略以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说,内地文庙的建筑布局,一般都遵照中国传统的模式按中轴线设计布局,而云南因多山,地形复杂,所以难于按中轴线设计,如富源、墨江等多处文庙都是依山就势布局。这种布局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若从园林美学的角度看,却表现得更加多姿多彩,绚丽生动,作者还指出,“云南文庙建筑,在建材上就地取材,突出地展示了地方特色。如邓川文庙则使用大量的珍贵红木,黑井文庙精工雕刻的牌坊取材于本地红砂岩。”

 

昆明文庙棂星门 陈云峰摄影

 

  《云南文庙》语言通俗易懂,为了轻松活泼、富有情趣的目的而写得有些“故意幽默”,在学术上,作者敢于独树一帜,放言无忌。虽囿于体例和篇幅,有些观点似未能充分展开,但不难体会作者的努力和用心。说起来做文章,搞研究,一般都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笨功夫”,愚感觉《云南文庙》其实写得很“笨”,但这恰恰是它的优点所在,如今大量的作者写作上投机取巧,瞒天过海,漂亮言辞的后面,是苍白的思想和无病呻吟,《云南文庙》的“笨”,却是实在的,书中的许多史料和观点,都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毋庸讳言,这本书也是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的。首先,作者认为的关于云南文庙起源时间的新观点、新突破,即“至迟在唐玄宗时期,云南的个别地区已开始修建文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10多年前,杨知秋、马颖生、李清升等学者就对此问题进行过反复争论,杨先生的观点基本与本书观点相同,但它的资料占有率远胜于二张,甚至当时才发现不久被学者侯冲等考证为伪书的《大理古佚书抄》的材料也引用了。但此观点站不住脚,因为支持其的史料,无论是“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曾‘诏州、县皆作孔子庙’,而当时云南有许多地方是唐王朝辖地,理应在稍晚的时间即兴建孔子庙”,还是“如明万历《云南通志·羁縻》载:‘晟罗皮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立孔子庙于国中。’又据《南诏野史》载,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南诏晟罗皮立文庙’。此外,《大理府志》《唐书》(此处应为《旧唐书》)等史籍也有类似记载”都是推测语,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也没有近年来考古学的依据,对此,云南史学大家方国瑜先生早有论述,“云南元代始建文庙”应是当前史学界共识,要推翻它,还需要更多的铁证和论据,轻易勿妄言。

 

  此外,此书中提出的用“中原文化的传播”取代“汉文化的传播”这一概念,也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汉文化”指的是汉代以来以儒学为主体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华文化或华夏文化的代称,它不是“汉族文化”,而是融合着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精髓的文化主体,它包括三教(儒道释)九流、诸子百家,是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积淀的产物,而中原文化只是它的一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怎么可以“‘中原’来界定文化,更具客观性,也更具科学性”呢?

 

  这些当然只是白璧微瑕,我们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云南文庙》的出版发行,是普及、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件好事,值得充分地肯定,我们期待着作者们能够写出更多新的地方历史文化专著,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强省添砖加瓦!

 

责任编辑: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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