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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儒家视角
来源:观察者网 |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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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媒体时不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攻击,仿佛他们的制度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比起西方国家,如今的中国无论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都表现得更为高效,足以让他们对自己的傲慢进行反省。不过,要想弄清楚“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怎么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7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做客人大重阳,用儒家视角解读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为观众们理解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观察者网参与合作的“深度认识中国”系列直播活动的第三讲。活动结束之后,观察者网对姚洋教授的演讲、以及与观众的互动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新浪科技 / 中国企业家杂志     摄影邓攀

 

姚洋:各位网友,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深度认识中国”系列,我是个经济学家,在过去十年里,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所谓政治经济学,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研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但要研究中国这个体制,在我看来离不开研究当代中国共产党体制。因此,把中国共产党体制说清楚是摆在我们当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半年多,我因为疫情待在家里,和我的合作者也在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从儒家的视角来诠释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体制。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体制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提供的只是其中一个视角,但这个视角非常重要。我们试图给中国当代的体制找到政治哲学的基础,这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是我今天演讲的初衷。

 

1、我首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的成功背后的政治原因。

 

2、然后引出来政治哲学的重要性。

 

3、从儒家的人性观开始阐述儒家的政治。任何政治哲学都必须从人性论开始,如果你不能到达人性论这一层,那么你的政治哲学就是没有树根的树木,很容易倒掉。

 

我们认为,儒家的人性论和西方的人性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人性论是单一的,是以自立为基础的。儒家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流变的、可塑的、多样化的。从这里可以推出一系列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政治最重要的方面是“层级结构+进入资格”,或者贤能标准。用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特别是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会领导中国在经济方面、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成功。

 

4、最后提出新叙事的问题。要说清楚当代的中国体制需要一种新的叙事。你有理论基础,但要对公众,对国际上把理论说出来,是需要一番叙事的。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新的叙事。

 

一、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政治哲学

 

从何讲起呢?我是个经济学家,还是从中国经济的成功方面讲起。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完成了两个奇迹:

 

第一,增长奇迹,虽然最近这几年增长幅度下来了,过去40年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8%-9%的区间,这是实际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什么呢?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的GDP就可以翻一番。当然,我们的人均GDP在世界上还排在70位左右,但要想到40年之前,我们的人均GDP是排在世界最后的1/4里的。所以,我们从非常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中上等收入的国家,这是个了不起的发展奇迹。如果再把中国的人口规模想象进去,这个奇迹就更大。

 

第二,中国经济转轨的奇迹。原来我们是搞计划经济,后来是市场和计划混合的,以市场为主的混合经济。我们这个的过渡是比较平稳的,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我们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在过去40年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怎么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呢?

 

有人说是因为改革开放,这没有问题。我们和自己比,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所呈现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目标是什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可是你做横向比较就会发现,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全世界里大概占到99%,很少有国家说不搞市场经济,但成功的经济体是很少的。二战之后能够持续地以中国这样的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只有7-8个。所以,中国是非常特殊的。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恐怕是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经济的转型,政府的决策也要转变,但在过去40年中,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个积极的角色是比较成功的。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的经济成功击败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政治体制的多种理论。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搞好经济,要有经济增长,一定要有个所谓的西式民主体制,以及西方人所说的宪政、法治等等,好像中国这些都没有。但中国怎么成功的呢?这需要一个解释。

 

当然,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我在其他场合讲过这个问题。今天要讲个基本的问题,我们这个体制是成功了,但是怎么在政治哲学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来解释我们这个体制。

我们为什么需要个政治哲学呢?我是个经济学家,最后走到了政治哲学。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和政治哲学高度相关的,特别是疫情之后,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中国的抗疫是非常成功的,显示了我们体制的一些优势;另一方面,这些西方人又觉得很不舒服,中国这个体制怎么就成功了呢?在他们的心目中,以他的西式民主看待中国的体制,他看不明白。所以,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我们的体制说清楚,为这个体制找到政治哲学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工作。

 

二、            政治哲学的重要性

 

政治哲学做什么呢?它要为一个政体提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合法性可以来自多方面,历史上你的表现、能不能给老百姓提高福利都重要,但根本性的还是需要理论。从理论上说明,你这个政体是合法的、正义的。合法性有哪些方面?我认为,无外乎是三方面:保障个人的选择自由、开放的政治结构、实现良治。我们能不能构造一个政治哲学理论,来说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我和我的合作者在写这本书,就是在接受这个挑战,试图找到一个理论来说明中国当前的体制。

•当前理论的不足

 

第一,如果以西式民主来理解当代的中国,会发现无法描述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理论有很多民主的成分,我们说是个共和国,实际是个混合体制,混合了多种因素的体制。这样的体制也是最理性的体制,西式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无法说明中国的现实,当然,我个人也认为,这不是最优的体制。我们看到西式民主现在面临这么巨大的问题,也能看到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体制不是个最优的体制。

 

第二,我们本土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后面有时间可以再讲到,即使从儒家学说也可以推出来人民主权。但人民民主不足以全面地解释当代中国体制,特别是当代中国体制里的贤能因素,这是解释不了的。

 

第三,威权体制。对西方人来说,除了西式民主,其他的都是威权体制。当然威权体制也是个光谱,从软性的威权到他们所说的“个人独裁”,他们都归入了所谓威权体制。但这个框太大了,无法描述中国体制独有的特征。所以,拿威权体制解释中国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我更愿意把我们这个体制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体制。我个人认为,在过去40年里,我们的成功,从政治、经济这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你既然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呢?

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使命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诞生时是个西风东渐的产物,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我作为北大人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我们那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党章,他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放在长期的历史里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当然,这个现代化从一开始是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主要是抵御外敌入侵,把救亡放第一位,因为当时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所以,“现代化”这部分就放下了,现代化部分主要从建国开始,土改、城市的工商业改造、识字运动、妇女解放、医疗卫生的普及等等。

 

我们可以把中国和印度做个对比。中国1949年建国,印度是1947年独立,两个国家的人口也都差不多,但你会看到,到了1978年,我们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是远超印度的,我们的识字率比印度要高20个百分点,预计寿命要比印度多十几岁,我们的工业占比远远高于印度,印度直到今天工业占GDP的比例也就20%出头,我们在1978年,工业已经占到40%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奠定了一个经济腾飞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开始诞生的使命,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但现代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人民共和国头30年主要是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带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社会改造完成了,下一步要(着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哲学层面就是回归中国传统的务实主义,中国从一开始本土就没有宗教,如果大家读一下《诗经》,《诗经》写作的年代恐怕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那时候就流传下来的。你看看《诗经》里面写的爱情就知道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文化能比上中国,中国人是生活在现实的民族,所以,我们很务实。这种务实主义在今天非常重要,因为它打破了过去僵化的思想,我们才有可能改革开放,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在组织方面,我们回归中国的政治贤能体制,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干部四化”选贤任能。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政策的实行和连续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引子。

 

三、            儒家人性观与儒家政治

 

进入正题,我要从儒家的人性论讲起。大家知道,中国有非常长的贤能政治的传统。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官僚的帝制。我们把中国古代的体制一直说是“封建帝制”是不对的。封建社会到秦始皇之后基本就消失了,汉朝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还是官僚帝制。所以,福山说“中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国家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是强国家,主要的任务是在西汉完成的。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西汉也产生了荐举制,西汉就有了太学,平民子弟也可以去上;平民子弟上完之后回到乡下去做吏,做得好就可以被荐举,皇帝就可以正式给你派个官,你就变成了“士”,就是入仕了;到了东汉变成了门阀制度,到隋代开科举,到了唐代进一步完善,包括到宋代,今天所说的科举这两个字只是整个考试制度的一科,这叫科举。还考很多其他的,比如可以考武状元,可以考算术,还可以考法律,考了法律也可以入仕,有很多种,还有很多临时的制度。比如我们有一些特殊人才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苏轼兄弟俩就是这么出来的,就是制举考试。这样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治理里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选贤举能。

 

现在的民主制度靠什么选拔呢?一人一票。在中国的体制里不是,是靠科举下面选拔出来,接着要看你的业绩。我们从西汉开始就有了所谓的“考课”制度,就是皇帝派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视,考察官员,做得好的升迁,做得不好的批评甚至贬谪。这样的一套制度仍然代替了现在民主制度下的所谓一人一票。这样的制度也使得中国社会增加了流动性。唐朝还有一些贵族,到了北宋之后中国基本没有贵族了。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君子堂”,不是说说而已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有人统计过,中国这些历朝历代进士里40%家庭里没有任何背景的,这是个非常大的比例。怎么给这样的体制一个政治哲学基础呢?

我们从儒家人性观开始。我刚才说了,儒家的人性观是流变的,可塑的。孔子更加相信人生下来是不同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在以前批林批孔时代,这句话是要受批判的,就是说你怎么说老百姓是“下愚”呢?其实孔子不是这个意思,翻译成今天的话,他说有些人生下来智商比较高,有些人生下来智商比较低,这是不可改变的。比如美国的教育都把每个人想象成天才,要开发他的创造性思维,结果教出来全是傻瓜,高中毕业连最简单的算术都没学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天才。但是反过来,天才是教不坏的,我们老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扼杀了创造力。我以前也这么认为,直到有一天我见了北大的许晨阳,大家知道许晨阳又回到美国MIT教书去了,他极有可能拿克拉克奖的。有一次开会我见到他,说晨阳你在高中做了那么多奥数题,是不是觉得特别压抑?他说不压抑啊,我非常高兴啊。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家的智商恐怕是150,我们常人看奥数题可能都看不明白,对他来说奥数题不难,对他没有挑战性,一定要有挑战性,这种人教不坏,只要社会给他机会,他就会冒出来。所以,孔子是这个意思,但孔子也说“有教无类”,而且说“中人可教”。所以,他要去开班办学,要教大家。我并不认为他72个学生都是天才,可能大多数人都是中人,但中人可教。

 

孟子,一般说是“性善论者”,有“四端说”,人天然有四端,通过后天努力可以成圣成贤,所以他说“人皆可为尧舜”。

 

荀子,很多人把他和孔子对立起来,说荀子是“性恶论者”,法家是荀子的学生带起来的,事实上荀子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过渡人物,他认识到人性里有性恶的一部分,明确地提出来,但更重要的,认为最后成为什么人?环境是重要的,你的努力是重要的。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积善而全尽,就是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圣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的,而是积累出来的,“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荀子仍然强调人的努力是重要的。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你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要看你后天的努力。

 

•西方的人性观

 

西方的人性观是不一样,西方的人性观是单一的。从人类学的奠基人霍布斯开始,就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Man against man”。因为人天然具有占有之心,就想占有周围的土地,奴役周围的人。别人也想这样,怎么办呢?人和人之间就互相打,所以就形成了“霍布斯的丛林”,他说怎么办呢?我们得自愿缔约,放弃自然权利,让一个“利维坦”来统治我们,这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的来历。

 

洛克在光荣革命之后发表了“政府论”。他也认为人有自然状态,但他所说的自然状态是比较美好的:人通过劳动实现占有,但不会过度占有,每个人都按照自然法规制来进行个人行动。但自然法有缺陷,就是每个人都靠自己执行,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按照同样的标准执行自然法。这样怎么办呢?我们组成公民社会,放弃部分权利,但为了避免专断权利,我们把部分权利给了政府,但对不起,政府的权利必须置于多数人的同意之下。这是西方所谓自由主义政府的两个鼻祖,他们在构造西方自由主义政府的时候是从个人出发,从个人的自立行为出发构建了这么一个大厦,当然他是用契约论的进度构建了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与儒家

 

儒家是不一样的,我这里要说明一下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自由主义有三原则: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平等主义。

 

个人价值,就是每个人的价值是等同的,每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个人自决,就是每个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平等主义,每个人在个人价值,个人自决上面应该是平等的。

 

在这点上,我认为自由主义是有内在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价值在现实中是不一样的,你能说非洲的一个饥民,著名的那张照片,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孩,秃鹫在等着要吃他。那样的小孩能和比尔•盖茨有同样的价值吗?所以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不说它虚伪,至少有假装的成分在里面。“个人自决”也是一样的,自决的能力是有大有小的,有些人大有些人小,不可能完全平等。所以,儒家的人性观是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我承认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我激发人的向善向上之心,因为我鼓励大家后天的努力,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圣成贤,积极的务实主义比自由主义的盲目平等主义更加符合现实,更加融合激励大家向上。在美国,哪怕一个很笨的孩子还是告诉他你可以做,好像每个人从骨子里,只要你不做什么,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儒家是说你必须要有后天的努力。

 

•儒家政治

 

在人性观的基础上就可以构建儒家的政治。这里简要地说儒家政治的特征,最主要的是层级制度和资格。社会是由有序的组织和层级构成的,一定的层级需要一定的资质。为什么需要层级呢?我们的社会治理有不同的层次,范围越大,需要的能力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分层,哪些人有能力,有较高的道德水平,他才能适应某一个层级的组织,某一个层级的领导职位。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人从血液里是承认这个的,比如我们评判某一个政府官员时,大概第一感会说这个人道德是不是好的,他是不是个贪官。如果他不是贪官,我们下一步会问他是不是有能力的,我们追问的都是这两件事儿,而且老百姓从心里面希望政府主动做一些事情。自由主义政府强调Accountability(问责),政府官员是不是照着法律做了,是不是找着议会的要求做了。在中国,我们强调官员要有责任,你对国家要有责任,对社会要有责任,对你治下的老百姓要有一定的担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官员具备超乎常人的能力和德性。这是儒家政治所要求的。

 

资质为什么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要考试,在古代要考课,现在要考察,因为你个人修炼的成就因人而异,即使像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为尧舜,但你最后能不能成为尧舜,要看你修炼的程度怎么样,你修炼不到家最后可能就成不了尧舜,整个国家的治理是需要知识,需要能力,需要判断力的。这样说来,儒家政治是不承认抽象的政治平等的,这点非常重要。他只承认基于资质的平等,你具有了同等资质的人可以平等地竞争,你没有这个资质,不能谈政治上的平等。你没有这个资质,非得说我要做省长甚至要竞争国家领导人,就很不合理。这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是很不同的。

 

我的一个朋友叫白彤东,是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写了一本英文书,就是“反对政治平等”,以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来做个比喻。“民有”、“民享”没问题,儒家政治也是认的。“民有”是说,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儒家学说也可以推导出来民本主义,就是老百姓是第一的。读一下孟子的学说就能发现他是把老百姓是放在非常高的地位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来“民有”,就是人民主权。“民享”当然也能推出来,国家所有的目标是为了老百姓的福利,为了老百姓自由的权利。但是“民治”不一定,要治理一个国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儒家政治强调从政一定要具有一定的资质。

在这点上,儒家政治这样的层级制度,选贤举能的制度和美国建国者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对于美国建国者来说,“选拔”重于“代表”,总统和参议员是选拔的,并不需要代表民意。现在参议员已经到选举里选了,但总统事实上仍然通过所谓的选举院的制度在选。选举院一开始谁组成的呢?宪法一开始没有明说,各个州推选地方上有德有才,声望比较高的人去投票,少数人投票选总统,而不是老百姓来选。当然,今天它变了,即使今天变了也仍然带有上次的痕迹,比如上次选举,希拉里赢了多数票,但输掉了很多州,所以,特朗普当选。代表谁来做呢?由众议院的议员来代表的,它是分开的,总统必须是个品德高尚的人,特别是对于汉密尔顿而言。

 

他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说:“搞卑劣权术的本事,哗众取宠的小动作,可能把一个人抬到单独一州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要使一个人在整个联邦受到综合信任,则需要真正的才能和不同性质的优点,要使一个人成为合众国总统这样显要职务的当选人,至少也需要相当的才能和优点。这个职务十之八九会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担当,这样说恐怕也不算过分。”美国的建国者们是强调,因为总统权力太大了,一定是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当。按照汉密尔顿的标准,特朗普就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总统。所以,在这点上,儒家的想法和美国建国者的想法是一致的。

 

如何用儒家政治角度来理解当代的中国体制呢?当代的中国体制从选拔和决策角度来说,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相当于儒家里的中央机构,在儒家政治里应该有个中央机构,这个中央机构来选拔官员,来做重大的决策,代表谁来做?由全国人大来做。人大代表代表民意,监督谁来做?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做。特征是共和国的体制,共和国的体制就是混合的体制。中国共产党,按照郑永年的说法是“组织皇帝”,这是比喻的说法,在儒家政治里,它是个中央机构,中央机构做了决策,人大是代表了民主这部分,人大是代表国家的主权。中国共产党选拔了人,全国人大要过一遍;共产党希望有一些立法,但要通过全国人大去讨论,最后通过。

 

我们很多立法实际上是很漫长的过程,国外对我们立法整个过程实际是不了解的,我们的立法实际是8-10年的时间,经过充分讨论才达成的。有人说人大是“橡皮图章”,这显然是不对的,人大的作用和整个中国共产党体制建构是有关的,因为在人大之外,我们还有个中央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协实际是有“贵族”的部分,政协吸纳了民主党派的人,也吸纳了社会上那些关心中国又具备了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到了政协。像英国的上院一样,英国的上院就是贵族组成的。我们是个混合体制,共和国体制。这和儒家的建制是一样的。中央有个中央机构、主权机构还有纳谏机构,在这里的纳谏机构就是政协。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

 

怎么认识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只是代表社会某一部分人。比如在美国民主党就代表了东西海岸那些激进的大城市精英;共和党代表的是美国草根人群,宗教势力。所以它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代表一部分人。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务实主义哲学,到了2002年有了“三个代表”,党的去意识形态化。大家不要误解,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在政治学意义上来说的,政治学的意思是说“我只代表某一部分人”,党不是代表一部分人,而是代表全体中国人。党员的构成也是多元化,现在党员的数量接近9000万,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也不再是西方意义上那样的政党。

 

明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建党初期,解放之前的那个共产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和党的任务以及中国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所谓的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变化里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党肩负着宪法的职责,制定大政方针,选拔和管理官员,党就相当于过去皇帝文官统治集团,就是中央机构。

我们有成文宪法,就是我们写下来的宪法;我们还有实际执行的宪法,成文宪法是不够的。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老师提出所谓“实际宪法”的问题,我们实际执行的宪法应该是《宪法》+《党章》+《政协章程》+其他党和国家规范性法制文件,比方说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那个条例是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各级组织部门要照这个文件来选拔官员。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文件其实是具有了宪法地位。当然,现在宪法有一些遗留问题的,党的宪制职责需要宪法予以规定,1982年宪法与1975年宪法只在导言里进行了论述,没有提到党的职责。1975年宪法是1954年宪法之后的第一次修改,1975年宪法是文革时期做的,有很多文革的痕迹。但1975年宪法是民主给定了党在宪法中的权利,所以1975年宪法比较诚实反映我们国家在整个宪制构造里的地位。如果能在宪法里对党的作用加以说明,那么党和国家的关系就可以在宪法层面上界定下来。

 

•中共的选拔机制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选拔机制,党是一个筛选机制。党内凝聚了一批既有能力,并且有意愿来管理国家的人才。现在很多高校都有选调生,我的一个博士生就参加了选调,现在在广西一个镇里当党委书记,从最基层开始干起。我也陪着我们学校党委书记到黑龙江看望北大的那些选调生,30多人来参会,发现只有1位同学是黑龙江人,其他人都不是黑龙江人,有些都来自南国,那么远,离开家乡自愿到黑龙江做选调生,这没有一定的毅力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同学,北大毕业,过个三五年,工资少说也是他们的3-4倍。所以,他们一定是有能力而且有意愿来管理国家的人才。另一方面,入党是个人升迁的必要条件,大家不要误解,好像你鼓励投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党本身就是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原来的科举制度是过去古代宪法架构的一部分,是一样的,你入了党就进入了这个序列,在这里就是你个人升迁的必要条件。入党有受到一定的纪律约束,党员和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你有纪律的约束。

 

革命是企业形成一个传统,策略性相机权威,大白话说就是谁能干事谁就得到提拔。就像毛泽东,红军长征的时候几乎把他扔下了,不要带他去。还好,带他去了,到了遵义会议上,还得把老毛给请出来,老毛会打仗啊,你这个李德不会打仗啊;你博古那么年轻,啥事也做不了啊。最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说是周恩来负最终的责任,实际三人小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到了延安也叫毛主席,他这个主席是什么主席,是中央瑞金苏区的主席,但大家都这么叫,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他的能力来的。

 

特征。

 

现在整个党和干部选拔制度是具有下面这三个性质:

 

1、开放性。党向所有有志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崛起的人是敞开大门的。国外老说你们这个政治体制是封闭的,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体制,只不过我们这个体制它开放得很早,你要在这个体制里要上升,必须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这个体制,因为我们儒家学说是相信你一定要经过历练,一个坎儿一个坎儿这样历练才能成为管理国家的人才,在我们这个体制里是不允许从斜刺里擦出来,像特朗普似的,就变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我们这个体制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开放,我们是开放的,只不过你想加入这个体制,对不起,你要有所牺牲。我认为,这和我们的儒家传统是一致的。

 

2、竞争性。既然你是开放的,那么一定就是竞争性的,职务的数量远远少于党员的人数,那么你要怎么办?就是要竞争啊。当然,我们的竞争不是党派之间的竞争,而是官员之间的竞争。顺便说一下,华盛顿,美国的开国总统是非常痛恨党派之争的。汉密尔顿实际是他原来的秘书,他们俩的想法是非常相近的,汉密尔顿也不喜欢党派之争,华盛顿一开始就不想搞成最后由党,党之间互相竞争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个体制反倒实现了。

 

3、奖励贤能。最后是个人之间的竞争,竞争什么呢?就是奖励贤能。能力更高的官员更可能获得晋升,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具有活力的那一部分东西。这部分和我们儒家的传统是高度相关的。

 

(图,政治生涯最高级别与市场主官期能力)我们有个研究团队,收集了市级以上几乎所有官员数据,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分析。这里给大家看的图,分不同的级别官员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怎么测量呢?他做市级主官时的能力,因为很多干部都做过市级主官,是一步一个脚印上去的。我们有个度量指标,有个计量学办法,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能分出来两组人,第一组是你从正厅最后上到了正部,他们的能力相差不是那么大;另一组是副国级和正国级,他们的能力是显著高于正部级及以下官员的能力,当然正国级的能力就更高一些。这是他们做城市主管期的能力,最后能到达副国级和正国级可能都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他二十年之前的能力,可以预测他二十年之后的成就,这说明我们这个体制还是高度具备选贤举能的特点。

 

四、            开启新叙事

 

我们要开启新叙事,民主叙事是“斜坡效应”,当开启了民主之后,会发现民主往往简化为“一人一票”。如果要说民主的最高峰,应该就是苏东的解体,如果把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算是民主自由革命的起点,到达1991年,基本上300年的时间,整个民主是上升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到达最高峰,但这之后它就开始衰落了,所有的政体当它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衰落了,我们企业也是,达到最顶点的时候就开始衰落了,很少有企业能在最高峰停留很长时间。这里有什么原因,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再去研究。但我的观察,西方的民主在走下坡路,他走下坡路的重要标志是已经走向了“斜坡效应”,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人一票,包括英国脱欧,一人一票,最后搞得大家说“哟,我们怎么脱欧了”。这样一种民主最后肯定要走向失败。

 

中国也有所谓民主叙事的问题,在国外有这种诉求,在国内也要朝着这方面去讲。但我们知道,“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叙事和中国现实之间差距非常大,这样就会产生双向的焦虑,就是有所谓合法性的焦虑,这是我一开始要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原因,要为我们体制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当代中国的学者,政治学者,哲学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都应该一起来努力,创造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新叙事,我认为,这个新叙事恐怕要从我们的传统里来汲取养分,这个养分就是儒家的政治传统。当然,要现代化,我不太喜欢现在所谓的“新儒家”,要回到老的儒家的东西,一锅端把儒家都继承下来。毕竟儒家在2500年前产生的东西,到了今天,我们一定要给它的现代化,要和现代治理理论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会有所创新。

这里顺便打个小广告,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一起编的一本书《中国新叙事》,席天扬老师和我一起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是个论文集,我和另外一位合作者在写一本新书《儒家政治》。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看这里送来了一些问题。

 

网友:政治贤能体制是什么?是否谁能谁上?姚老师简单地说,西方人性本恶,儒家传统认为人性本善,您的观点认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恶?

 

姚洋:首先人性论,我并不认为人性本恶,我认为,儒家的占有欲是个中性的词,至少对于我们经济学家来讲,人是理性的,人想占有更多的东西,这不能说人性是恶的。恶的意思是我要欺负别人,占别人的便宜,这叫恶。我认为,至少在洛克、霍布斯那里还是比较中性的一个词。儒家也并不认为人性本善,刚才我讲了,孔子对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没有说,只是说人生下来是有差别的。孟子是不是说人性本善呢?也未必,他只是说人有向善的潜力,人有四端,只要这四端发挥出来了,就可以成圣成贤,但要成圣成贤仍然要经过你的努力,就说人性本善吗?也未必,这要看你的努力。荀子更多是看到人有利己的那一面。所以,儒家并不是人性本善或性本恶,说人性是流动的,可塑的,是依靠后天来决定的,人生下来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我的观点和儒家一样,有多种可能性,取决于人的努力和你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就是简单的选贤举能,并不是简单说谁能谁上,而是选贤举能才是政治选能体制。

 

网友:这些有的“制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西方以及学习西方的日本没有较量过吗?中国百年国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怎么造成的?如果不结合时代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

 

姚洋: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然问到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讲一下中国历史,我们接触的中国历史,像这里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我刚才说了,中国的封建社会早过去了,只在周朝有过,周朝大概800年是封建社会,但并不一定,战国时代连封建都没了。什么叫封建呢?国王自己管不了那么多国土,我就分封一块地给我的兄弟,我的儿子,或者有功臣,你到那里去,给你一块地,你占山为王,那就是你的了,那叫封建。自打秦始皇之后,我们封建已经很少了,是官僚帝制,“中国是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国家”,这不是我说的,是写《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说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认识,中国历史不是一抹黑,从秦始皇到北宋,我们的政治文明是在向上发展的,到了北宋,我们的政治文明达到了顶峰,然后开始衰败。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国是明清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到了清朝,中国的政治的确非常黑暗,到了后面它又变得非常腐朽,但不能以清朝来看全中国,清朝是满人统治,它是个落后民族统治了我们中原,我认为,并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华文明。

 

网友:您之前出了一本著作《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请问儒家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是怎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贤能体制吗?

 

姚洋:没错,政治贤能体制是中国道路非常重要的特征,在世界上是非常显著的,其实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儒家文化圈里,事实上他们都有政治贤能主义的影子在里面,而且这些国家实行的也是非常好的。儒家本身就是属于世界的,有些老先生说,儒家是属于中国的,你们外国人学不了,我认为这是我们自我矮化,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有个全球文明,中国人不能缺席,中国文化不能缺席,中国向全球文明贡献什么呢?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说就是儒政治,政治贤能体制。

 

网友:法制和法治不同,公民和老百姓的表述差别是不是也表明跟西方有些国家政体是不同的呢?

 

姚洋:我们国家政治是有层级的,公民、老百姓的表达是没有限制的,但你的表达最后能不能形成国家层面的政策或者制度,那还要看决策的过程。我们还有个民主集中的过程,这是我们和西方所谓一人一票的体制是不一样的。

 

网友:老师引用了混合政体理论的类比,请问混合政体理论中的“君主”、“民主”和“贵族”三者相互意义如何体现呢?

 

姚洋:这个混合体制实际是发挥三者不同的优势,在古代来说,“君主”决策是比较快的,更加有效率。“民主”的成分是,君主的决策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有互相制衡的关系,按照儒家的说法,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儒家也有这样的理论来解释民众对于君主的限制。“贵族”是干什么的呢?“贵族”可以说是一些衣食无忧的人,有更多的经济,更大的视野来想国家的事情,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能力来监督君主,同时也平衡民众的诉求。所以,这三者之间有各自本身的作用,也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我看问题也基本回答完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再见!

 

 

 

责任编辑:陈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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