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精神上的儒家，实质上的法家

    尽管2001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光耀发表演讲称“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但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表示，不能就此认为李光耀抛弃了儒家价值观。因为李光耀在指出一些儒家价值观过时的同时，又强调儒家核心价值观“永恒存在”。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李光耀说：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著名作家、印尼归侨张永和也表示：李光耀以儒学核心价值观为治国理念。尽管作为完全受英文教育的务实政治家，李光耀肯定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有政治考量，但他执政时期，推行讲华语运动、全国礼貌运动、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促成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复兴。儒家文化也在新加坡独立初期为培养国民意识起到关键作用，实现李光耀强调的“我们要从落叶归根转化为落地生根”。新加坡国会议员每周一都与基层民众会面，以帮助民众解决现实问题，这如同儒家宣扬的“仁政”，做到了“以民为本”。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文称，李先生普遍被视为一个儒家统治者。但因李先生是一名律师，新加坡也维护法治，那李先生也应该属于法家。事实上，古时大多数成功的中国统治者和官员，都同时属于儒家和法家。甚至学者认为，李先生精神上是儒家，但实质上是法家。台湾法律学者陈新民有专著阐述，李光耀的法治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契合。李光耀直言“人性本恶”，正是中国法家思想对人性认知的出发点，也是整个法家立论的基础。韩非子也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因此，李光耀认为只有打击不法，方能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国家体制。新加坡1966年引进鞭刑时，曾引起极大争议。陈新民说：“李光耀坚持认为如果罚金不足以阻吓犯罪，那么犯罪者一旦发现他要挨鞭子时，就不会再热衷破坏了。李光耀还表示，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野蛮，那就请不要把府上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带到新加坡来。如果非带他来不可，也请一定先警告他会有什么后果。”

    法家及李光耀的法治思想，告诉世人“王者之路”的基本要件有三，即：1.适宜民情的法律制度；2.上位者遵法、行法的力行；3.执法者确实执法的决心。能行此三者，则国家可大治矣。

    处事基因：纪律与决断，务实并高效

    相较于西方的自由化，华人的纪律性是比较强的。另外，华人有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因此尽管表面温文尔雅，但决断力向来不弱。

    这种处事风格从小就注入李光耀的意识中。他回忆，祖父常讲述轮船上的工作经历，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的重要性；而父亲在家很注重纪律，对孩子管教很严。由于李光耀是长子，在他稍大时，母亲便开始跟他商量家庭的重要决策。“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实际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在治理新加坡期间，人们也能看到“纪律”和“决断”塑造着李光耀的行政风格。作为实干家，李光耀的务实与高效也是他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文化传承以及品质特性，在海外华人奋斗中起到的作用或许很难量化直观，但其存在的价值不容忽视。“谁失去了文化的根基，谁就会失去信心。”李光耀在谈到存在其内心的“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时如是说。这或许是对文化传承作用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总结。

责任编辑：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