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三世土观活佛既是精通三藏四续的学术大师，也是博通儒释道的文化巨匠，著有《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简称《土观宗派源流》）。他不仅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传承、教义思想、理论渊源，以及苯教（藏族的原生态宗教）的源流，而且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内地的儒释道三教，以及佛教在蒙古、新疆等地的传播。

 

这里所讲的藏传佛教高僧，是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青海郭隆寺第二世土观活佛——罗桑确吉尼玛（公元1737-1802）。历史上郭隆寺及历辈土观活佛与清朝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32年该寺重新修复时，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为佑宁寺。后来又迎接章嘉活佛和前一辈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等到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土观本人也应诏入京，次年（1763年）敕封静修禅师，得到无比荣宠，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格鲁派在甘、青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通过他的佛学名著《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一书（此书简称《土观宗派源流》），即可知土观二世罗桑确吉尼玛不仅是一位精通佛教三藏四续的学术大师，而且也是一位博通中华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巨匠。他在这本书中不仅主要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传承、教义思想、理论渊源，以及藏族的原生态宗教——苯教的源流，而且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内地儒释道三教，以及佛教在蒙古、新疆等地传播的情况。本文所讨论的便是在此书中土观对儒家学说的述评。

 

在讨论这个论题之前，他用一句诗歌赞颂道：“汉地伟大疆土的太空中，佛、道、儒等诸日月星辰，在如来事业的广阔的天轨上，依次出现之情我当说。”这是说，汉地是伟大的疆土，在它的太空中出现了犹星辰的儒教，似月的道教和如日的佛教。这一说法，土观大师站在佛教的立场可谓比喻恰当、形象简明。土观引用汉文的这一重要资料阐明了汉地传统的诸多家或派，在阐明宇宙和人生真谛方面囿于己见，多有偏颇，唯有儒、释、道三家真正揭示了自然与人伦之至理大道，因此他将这三家分别比作日、月、星。这说明土观的这个比喻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也。

 

 

对汉地之儒、释、道作了如此正面的价值判断后，土观便解释了“儒教”这两个字。他说：

 

“儒”字是文字之名，意谓文字之道，阿努阿阇梨说：“字为学处本，为诸明之因，为名句文基，故说缀字法。”与此说之理相同。

 

他对“儒”字的解释较为准确，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用藏文的创立者吞弥桑布扎对文字的定义，来阐释“儒”字。这说明土观在解释儒家的这一核心概念时，他的解释所面对的是藏文化语境下的藏人，因此用的是格义的办法，这是用心良苦之笔。这个“儒”字的概念界定后，他便解释“儒教”的概念说：

 

儒教非仅对于文字书写诵读，即为完足，其中还包含各种学问和世间人伦的道理甚多，故儒之一义可翻为教化之书，或明理之学。

 

土观认为，“儒”是仅指文字书写和诵读等文字学的内容，但组合成“儒教”的概念后，其意思便指各种学问和世间人伦的道理。这说明土观视野中的儒教是世间人伦道德之教化之学，而非出世间宗教之教化之学。这便清楚地说明了土观所谓的儒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的观点，这一点在最后一句中作了明确的阐释，所谓“教化之书，明理之学”是儒教也。当今学界亦在讨论“儒教之教是宗教之教，还是教化之教”、“儒家是宗教还是非宗教之人伦道德之学”，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突出了儒家的教化功能。而关于这一问题，藏传佛教学者土观大师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说明，作为一个藏传佛教学者，土观大师对儒家文化的功能把握是准确的。

 

土观讲述了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他将孔子称为儒家的导师。藏文经典中早就有孔子的名称，但因为藏汉语音的变音关系，藏语一般称孔子为“公子”。土观还说，孔子出生与释迦降世的年代相距不远，约在周朝末代周敬王时，生在山东。这些说法都是极为准确的。他还说：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圣人，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朝代虽然有所改移，然仍以孔子之学为宗，尊为各朝的至圣先师，历代人君莫不塑造孔子神像及灵位为之供祀，这种规制，至今不替。

 

土观的这一论述极为重要，首先，说明了孔子是位圣人，或曰至圣先师，而不是神，这便进一步说明了儒家不是宗教。其次，说明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再次，他说历代君王和人们将孔子塑造成神，这便具有了孔子神像和灵位，以供祭祀、礼拜。这说明孔子及其儒教虽不是宗教，但它具有宗教的功能，发挥了宗教的作用，由此可见，土观对儒家及其创立者孔子的把握和定位，还是相当准确和透彻的。

 

此外，土观大师还谈到了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尤其是具体谈到了《大学》的三纲八目，概括准确，把握精当。还谈到儒家的三纲五常，也理解通透。

 

他还讲到了医学的起源，提到了炎帝及神农氏的《本草经》，他说依切脉来辨别疾病，以及五行相生相克之理都源于此经。这些内容是在印度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中医独特理论。讲到这里，土观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藏族医学的根本经典《四部医典》中相关内容的来源问题。他说：

 

因为我考虑藏土所传的《四续经》，其最初来源，亦出自汉土。经内五行，不是按天竺所惯用的地、水、火、风、空的说法，而是用木、火、土、金、水的理念。又动脉名为寸甘，这明明是寸、关，由于读音不准确而产生的讹误。

 

土观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藏医《四部医典》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是汉地传统思想的金、木、水、火、土，而非印度传统思想中的地、水、火、风、空。又关于藏语“动脉”名为“寸甘”，也是汉语“寸关”的直译音，这说明《四部医典》中的诸多内容受到了汉地中医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我们不可否认，此医典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重度浸染。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追踪溯源，比较鉴别。

 

这里土观在讲解了以上关于儒家的历史性、知识性、概念性的常识后，即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儒家理论。

 

首先，儒家及其孔子的学说不讲死后和来世的出世主义信念，而着重强调解决现世、当下、眼前的利益和事情，但孔子讲的具德行的圣人，唯在西方。而土观认为这个西方的圣人就是指印度的释迦佛。从这里即可看出，土观在理论旨趣上突出了儒家和佛教的区别，而在两教的教主上，则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认为儒家的孔子和佛教的释迦佛都是具德行之圣人，并且土观十分注重这个同一性和一致性。

 

从儒家们所讲经论的隐义中，亦可见到有地道的理论。我等具德上师汤吉勤巴·若比多吉曾说：“易经的奥义可以说与无上密宗相吻合。”这是他的亲弟子所说的。传说晋朝时即有和尚法显及道明二大德，曾解释说儒道二家的理论和佛法极为相合的说法。以后汉地佛教源流史中亦记有儒家先师孔子的学说，说此学“外示人以治国平天下，内示以趣入圣道之次第，与如来所说，全不相悖。”

 

从以上土观的一大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寻找种种理由来论说儒佛的共性及其契合处。首先，他说儒家的成圣理论与佛教成佛的阶梯——五道十地相同，易经的奥义与佛教无上密宗相吻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与佛教的修圣道之次第相符顺。依据土观这种儒佛两家比较异同的方法，即可看出，土观是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去看待儒家的。因此他的有些比较内容只看到了两家表面的相似性，而没有看到两家在这些方面的本质差异。

 

土观就儒家的科举制度和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进行了比较：

 

汉地学者，研习《四书》，已得通达者则称先生。这个名字直译则为出生在前。译其意则为胜士。四书之上再学习上说的《五经》，若完成所学，按学习的优劣，则获得秀才、状元等名位。如是熟习四书、五经成为博学之士，又加习治平之术，则能善教他人明知取舍，具此两种才能，即可出仕为官，辅佐朝廷，治理万民。其爵位官职之大小，由视其才能之高下而定。若以此例吾藏地，五经，如同五部大论，儒学如同所摄一切佛典，精通儒书后则得先生、秀才、状元等名位，与博通佛典后则得格西、迦居巴、然降巴等学位的规制相同。以后即可授以教民化众的官职。

 

这里土观讲述的是儒家从学到仕的阶梯、途径和目标，清晰而简洁地展现在藏语文化圈中人们的眼前。从这里就说明土观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文官道路，可谓是烂熟于胸了。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将儒家的这一“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与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以及僧官体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其中的意蕴可谓巧妙之极。我们认为土观的这种比较，集中体现了他的睿智和悟性，固然儒家的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等学位与藏传佛教的格西、迦居巴、然降巴、拉然巴等学衔，并无渊源关系，但两者可谓是达到了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儒家为学之道中，取得了这些学位即可做官，在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中，也同样有获取了这些学衔后，可担任一定僧阶官职的规制。这是在汉藏两种文化的语境下，培灌出来的文官制度。土观还继续对儒生和佛徒做了进一步的比较，如他说：

 

也有一类精通汉地诸大经史之义理者，不想做官入仕，也不欲经商务农，而隐居林泉，唯思所学经史之义理，间或授徒讲学，生平以少事寡欲度过一生者亦不凡其人。这种人与进入佛门，闻思达于究竟，遂抛舍世务，静居山林，克实修行以终其身者相仿佛。但如上所说的人，在儒道两方面都是虽有亦不多见。

 

众所周知，儒家的根本宗旨是教导儒生一生要遵循“三纲要、八条目”的原则，终生践行三纲、五常，以达到成人、成物的入世目标。但是在儒生中也不乏一批远离社会、离群索居的隐士，土观将这批儒生与佛教的静修者相提并论、进行比较，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说明土观不仅通晓汉地儒家的经典及其理论，而且还了解儒家各种不同的群体、类型。

 

  土观活佛还谈到了儒家学者对佛教的不同评价，有褒有贬，“孔子似景仰如来者，当时因佛教尚未传入汉土，故孔子所著的书中，没有一语谈到佛法的优劣。唯朱夫子可能是精通佛理的，他所著的书中对于佛法备极赞扬，未加毁谤。”在儒家学者中，也不乏诋毁佛教者。他引了一位姓周的儒家学者褒扬儒家而批判佛教的言论，大意是：“儒家强调忠诚君王，孝敬父母，而佛教则既不讲忠，也不讲孝，厌弃世间，出家为僧，这一出世主义的思想和举动，与儒家入世思想是绝对相违背的”。对这位儒生的这种论点，土观做出了反驳，儒家讲的忠于君王，孝敬父母，只局限于一国一家，一父一母，而佛教讲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最终永恒地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这个胸怀和视界要比儒家大的多、广的多。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土观对以上儒生的扬儒抑佛论点的反驳，从佛教理论的角度讲，是有一定的深度和说服力的。但是土观在批判汉地儒家学者批评佛教的问题上，是站在佛教立场讲的，因此难免有不符合实际的现象。

 

综上所讲，土观大师作为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对汉地儒家从名称到经典，从思想到功用进行了分析和概括，还对藏传佛教和儒家的体制、思想和功用进行了比较，力求寻找其中的共性。尽管有些观点还有立场和认知的局限性，但有些分析和概括却是十分准确和精当的。说明土观大师对汉文化了解之深入，对儒家思想把握之准确，对汉、藏文化异同比较之精当，已经超越了作为一名藏传佛教高僧的视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些都为汉藏民族的接触和了解、汉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起到了范导和辐射之功，具备了桥梁和纽带之效。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