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读者赵晋仁先生，近来向《文化周末》展示了他珍藏的一部《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这是元代济宁人、松江府上海县尹李璋“李刻九经”中的一部分，这套书版刻好后运到曲阜孔庙面向北方各地学者自由印刷。自元代以后，“李刻九经”就湮没了，甚至连翻刻本与重刻本都没有。多年来，赵晋仁一直专心研究此书，他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版本。
《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
为元代刻印
赵晋仁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自今年五一前电话联系到《文化周末》主编，并先后十余次通过电话和邮件长时间交流，非常希望通过《文化周末》的报道，进一步梳理《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的线索，藉此为曲阜、济宁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做出积极的努力。他说，家中珍藏有很多古籍，他在长年陆续翻看中，发现这部《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与其它明清古籍不同，便开始细致的钻研。
“《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为麻纸、线装，全书原装应为《论语》二十篇，共四册，每五篇成一册。此书为其中的第三册，即‘第十一篇先进至第十五篇卫灵公’，末尾缺失两页，系明代中期以后重新装订时已然，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半页七行，行十八字，版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有小字注解，半框12.5×22厘米。此册书现存23页，字数约5700字，加上小字约有9000字上下。”赵晋仁告诉《文化周末》记者。
在中国古代，自唐代迄清末历代刻印的书籍中，以“大字”标于题目之前者，这本书是赵晋仁所见的唯一一本。且纸薄墨优，极具颜体书法特色，艺术价值足与最优秀的宋刻本相媲美。
“据纸张、墨色、字体、版面格式、时代风格等几方面来鉴识，这本书是元代版本。在现今公私藏家书目中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未发现关于此书的著录，显然为珍稀罕见之版本。2017年7月5日，经国家图书馆古籍研究员、版本学专家肖克之鉴定，书为元代刻印。”赵晋仁说道。
为了确定此书是什么时代的版本，他本人也试着从几页书影中做了初步鉴识如下：“第十五页书影上的‘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直译为：孔子说：君子和睦而不附和，小人附和而不和睦。在‘小人同而不和’旁，有一注释解说语：‘同湄合汗’。此语中的‘湄’通‘媚’，全句是‘附和谄媚于合汗’之义。这个句式，与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的‘同俗自媚于众’的句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语中的‘合汗’一词，是蒙古语‘天子’‘国君’‘首领’之音译，又称‘合罕’‘可汗’‘可寒’等，还简称为‘汗’。此称谓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
在1368年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禁止明朝社会上使用蒙古语和穿戴蒙古服饰。因为《四书五经》是社会上学子们的通行读物，而《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的注释语中夹杂着蒙古语，所以此书不可能是明代人所写刻。又，在清兵入关以前，曾经称努尔哈赤为‘可汗’，称皇太极为‘汗’。清兵入关以后则称福临、玄烨、胤禛、弘历等继承皇位者为‘皇上’‘皇帝’或‘额真’。这些与顺治初年即在政治、文化上实行‘汉化政策’有关。因此，在清代所写刻的各种文献中，凡未涉及满清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事务时，尚未发现有使用蒙古语‘合汗’一词于汉字经文之注释语中者。另外，在清代还写刻有一些‘满汉、蒙合璧’‘蒙、汉合璧’等专业书，则更要另当别论。总之，用‘合汗’一词指称春秋战国时的国君，绝非清代文人所为，亦非明代或民国时的文人所为。”
以对书影的鉴识和分析为出发点，再加上对字体的鉴识，此书字体与《唐人卢鸿草堂十字图题字》、国会图书馆藏宋刊《崇宁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南宋湖州资福寺刻印的“第五百五十五卷光字号”佛经，以及元代赵孟頫的《鲜于府君墓志》，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字体趋于篇方圆活；还有对版式的鉴识，符合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学》中，以及郑如斯和肖东发在《中国书史》中，对“元版书用纸”的描述，也符合与其它一些元版书在纸色、墨色上的比对。综合考虑，赵晋仁认为，《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属于历史上元代写刻印刷的书。这些是他依据“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从中得出的见解，他希望将对“元版书”的判断和结论留给社会、留给读者、留给研究古籍文献的专家和学者。欢迎大家对他的见解或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或予以质疑和纠正。
元代济宁人李璋刻九经
此书是元代什么人写刻印刷的呢？赵晋仁查阅古今文献，在元代虞集写的《道园学古录卷四十·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中，罗仲辉写的《印刷史话·元代私宅刻书》中，找到了关于“李刻九经”的著录和论述。
《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代表了元代上海、江浙地区雕版艺术的最高水平，是古代官员李璋执政上海期间，重视发展文化艺术事业最有力的实物证据。此书在研究我国古代文字训诂学方面，也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赵晋仁表示，此书印证了相关印刷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元朝统治者对各级官府刻书控制较为严格，但对书院和私人刻书并不严加控制，所以私人刻印书籍比较自由，刻印的数量也较多。灭掉南宋以后，全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由于社会渐渐趋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私宅刻书也逐渐兴旺起来。
李璋是元代济宁路巨野县人，曾在松江府上海县当过县官。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璋，祖父和父亲都热衷于研读儒家经典。但他们生逢兵连祸结的年代，中原地区久经战乱，书籍损失严重。为了读书，只好亲自抄写《论语》《孟子集注》和《大学》《中庸章句》等。不仅耗费了大量时间，而且经常出现错误。为此，其祖父曾立志筹集资金刻印儒经，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
李璋成年出仕时，元朝政权已经统一全国。局势的稳定，经济的复苏，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李璋决心秉承祖父遗志，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利用江南地区的雕刻技术和物质条件，先后刻成《易经》《尚书》《礼记》和《左传》等“五经”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其中“四书”是大字本。书版刻好以后运回山东，收藏在曲阜孔庙之内，供北方各地学者自由印刷。李璋考虑到中原地区气候干燥，书版容易干裂，在启运前将所有书版的四边涂上生漆，再用布条缠紧，保证了书版不致裂损。这些书版就是元代印刷史上有名的“李刻九经”。李刻九经究竟印刷了多少部，因无史料记载而无法确定，但它对中原地区印刷业的发展和经史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的第一页的正标题下，有一花押字‘章’，这应该是作者李璋的‘标记’。据文献记载，在元代社会上流行使用花押字记姓名，但流行下来的很少。我认为能在古书中看到作者的花押字，如今已成凤毛麟角。而在该书的注释语中，可以明显看到对《四书集注》的继承和发扬，这一点正与元代虞集的论述相符。特别是关于‘李刻九经’中刻有‘大字四书’的著录，成为鉴识版本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因为在宋、元、明、清历代‘经书合刻本’中，只有元代的‘李刻九经’有‘大字四书本’，这是独一无二的特点。”赵晋仁说。
“经书合刻本”的一种
《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是不是“经书合刻本”的一种呢？赵晋仁分析说：“学习和研究古籍版本的人知道，我国历代的‘经书合刻本’，如《宋刻八经小卷》、明代的‘郝刻九经’和‘秦刻九经’、清代的‘观成堂刻九经’和‘阮刻十三经’等，大都在字体、版式、行格上统一设计，风格保持基本一致。”
基于这一认识，经过多年查访，赵晋仁查访到了《会文堂旁音诗经》和《会文堂凤岗诗经》，是书半页八行、行二十字，半框12.5×22厘米，比起《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的半页七行、行十八字，半框12.5×22厘米的设计来，前者字体略小，但二者的板框大小一致，其字体、版式风格也基本一致。“这些恰好证明了《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是‘经书合刻本’的一种。而《会文堂旁音诗经》和《会文堂凤岗诗经》，应该是‘李刻九经’中《诗经》的翻刻本或再翻刻本，从此书中对清初‘帝讳’时避时不避的情况来看，翻刻时间在明末清初。此书的珍贵价值，在于能够成为《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是‘经书合刻本’的重要佐证。”赵晋仁说。
除此以外，赵晋仁还提到，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第833页讲元代作家和作品时说：在行文中杂用口语、方言及外族语，是元代北方作家所写作品之特色。这一特色，与元代李璋编写刻印《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同样是相符合的。李璋与其先辈在近两个半世纪的岁月里，均先后生活在金国女真族和蒙元蒙古族统治的区域内——山东。当蒙元统一南方后，到松江府上海县任县尹的李璋，每天与之交往应酬的是任达鲁花赤的蒙古人，以及任同知的色目人。
由此可见，外族统治者在政治、思想、文化、风俗等方面对其影响之深。这些影响也在他的作品中自然表现和流露出来，因此在《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的评点和注释语中，不仅杂用有口语、方言和外族语，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简体字、俗体字、通假字、省写字以及错别字。例如有的简体字“欢”“处”“难”“县”“摄”等，既证明了魏隐儒先生和张涌泉先生所论“欢”“处”在元代已有的观点，又纠正了《简化字溯源》关于上例五字在元代尚无的认识。
“《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是元代版本，而且是元代李璋编写刻印的‘经书合刻本’《九经四书》之一种。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里未见著录，因此也是目前《李刻九经四书》中唯一传世的一种。此书在茫茫书海中沉没了六个多世纪的春秋后，终于重见天日。有专家告诉我，‘李刻九经’书版被送到孔庙供自由印刷，后来被带到台湾，也许在台湾地区还会有存在。”赵晋仁说。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