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科举《上谕档》。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严重亡国危机，迫使清廷在1905年以“休克疗法”的方式，断然中止了科举考试。

    1905年的废除科举，意味着传统中国“立国之本”的消亡，也意味着旧中国的寿终正寝。

    “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一个传统乡绅日记里的“废除科举”

    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出生于1857年，1894中举，此后三次入京参加会试未中。为求生计，从1886年起，刘大鹏在山西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担任塾师，前后近二十年。1905年，废除科举的消息传来，刘大鹏陡然自觉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所，对人生价值也产生了幻灭之感。这些，都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1905年10月15日）”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1905 年10月17日）”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1905年10月23日）”

    “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905年11月2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

    “近来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择贤师而从之，所从之师不贤而亦不改从，即欲子弟之克底于成，夫岂能之乎？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1906年3月 15日）”

    “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1906年3月19日）”……

    刘大鹏日记里充满了对废除科举的失望，以及对时局走势的忧虑。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印证了刘大鹏的忧虑。所谓——“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岂不正是刘大鹏在忧虑维系帝制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科举的废除也正在消亡？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消亡，也确实带来了辛亥年的土崩瓦解。

学部执照，清宣统元年（1911年）三月。1905年废除科举后，清廷为鼓舞学生出国求学，仍用科名以为鼓励。考试中式者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再经廷试后授职。图为留学生瘳世功举人凭证。

    清廷的困境：废除科举是“救国”的良药，同时也是“亡朝廷”的催命符

    刘大鹏所虑，清廷高层并非不知。晚清最后数十年，“救亡”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命题，但许多时候，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往往是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在废除科举这一问题上，亦是如此——“兴学堂”已成朝野内外救亡之共识；“废科举”则意味着“帝制”失去了“四书五经”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庇护。

    故而，清廷对废除科举曾长期持犹豫不决的观望状态，用当时士子朱峙三的话说，是“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这种两难的态度，也反映在当时的科考试题当中——1903年武昌府试，曾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矛盾作为试题，让考生各抒己见；1904年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亦是论述设学堂的三项要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者哪一项最为急迫。在科举考试中出题讨论废除科举，可见当日时势之所在。

    但站在朝廷利益角度的出题者，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倾向性。上述1903年武昌府试考题，即对“新学堂”存有明显的偏见。考题曰：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

    “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这是救国形势之所迫；“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这是救朝廷形势之所迫。出题者显然怀有深深的忧虑，故而要求学生作文论述，“试深虑而畅言之”，如何才能将“救国”与“救朝廷”合二为一。

    这种沉重的忧虑，尤其真切地反映在清廷科举政策的演变过程当中。1901年4月，“变法上谕”刚刚颁布，两广总督就奏请 “变通科举”，并要求朝廷“暂遵”和“按照”百日维新期间的谕旨和章程办理，朝廷没有给予任何答复；稍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重臣亦相继提出“变通科举”，结果与陶模一样，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朝廷仅以强调考试形式要用策论而不得用八股程式敷衍了事。

    1902年，新学堂建设虽在推进，改革科举则始终没有引起朝廷的兴趣。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理由有二。第一，科举的存在使读书士子心存犹豫和侥幸，学堂难以解决生源和师资问题；第二，科举的存在使学堂难以获得士绅的支持，经费无法解决。其结论则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但折子上成之后，光绪批示了“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却始终未有下文。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为了安抚朝廷之心，奏折中婉转地表示：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并不会导致传统中学地位的沦丧：“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张之洞们希望以这种全盘“继承”科举考试内容的方式，曲线完成对科举的改造。而这种策略，果然得到了朝廷的积极响应，应允自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考中名额。

    按照1904年的设计，清廷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但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清廷无奈保持“中立”，其屈辱之甚闻所未闻，其统治合法性亦历史性地降至了最低点，“排满革命”的呼声风起云涌。借此契机，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封疆重臣，联名奏请立刻停止科举。与此前诸次奏请有所不同，本次奏请所列举的理由当中，赫然将“开启民智”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可以说，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切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廷之统治合法性不能发生严重危机，则不能如此 “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廷必须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朝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士绅们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被边缘化，大多数转型成了“宪政议员”

    虽然乡绅刘大鹏在日记里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甚至于可以说，士子们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其中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路径。数据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的总人数不过 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具体到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学者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自1860至 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正因为科举已不再是大多数读书人上升的畅通渠道，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士子们的热烈拥护。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以致于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直到1909年，甚至还因善后待遇过于优厚而引起舆论的不满。

    这种优厚待遇，与清廷竭力想要防止士子们倒向革命，有莫大关系。清季预备立宪，其《各省谘议局章程》就有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譬如，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权力核心，更没有与清廷决裂而走向革命。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1908年也当选成为了山西省谘议局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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