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学）
当30年前我在沈阳这座城市定居下来时，我的居所在陵西，即清王朝的创建者皇太极的陵园—昭陵的西边。昭陵因其在沈阳城北，所以又称“北陵”。我居住的地点离北陵公园西门很近，能经常到公园里散步，因此对北陵里的建筑很熟悉。由北陵而进一步了解东陵，即后金大汗、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的陵园。后来又因为写作《旷世风华文溯阁》一文，对沈阳故宫的建筑有了多方面的了解。20世纪末，我又搬家到原辽宁省博物馆附近的三经街，得以与数座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老建筑为邻，每座老建筑都能在散步之间得以观览，然后又从三经街延展到小河沿和大帅府，从而对整个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老建筑有了大致的了解。2005年，我从三经街搬家到塔湾附近，在园区里就能望见辽代无垢净光舍利塔的塔刹，这让我又有机会接近并考察沈阳的辽代建筑。总之，因为居住上的缘由，让我对沈阳老建筑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亲近感和对其文化的追寻、解读与关切。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一
老建筑是什么？有人说老建筑是城市悠久历史的名片，是记录这座城市各个时代的重要丰碑；有人说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音乐，是代表这个城市格调与品位的立体图画；还有人说老建筑是城市的文脉，流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其实老建筑如同人类的生命一样，也是一个过程，它连同它所在的这座城市一起形成一个生命的过程。老建筑不是一个人就能独自创造出来的事物，而是无数的人在其生命过程里一砖一瓦共同完成的作品。候城、玄菟、沈州、沈阳，一路走来，沈阳城里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既是这个城市的外壳，又不只是外壳，因为每一座建筑都是构成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元素，是一定时期城市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程度的体现，也是标志这座城市历史与文化变迁的最有效载体之一，在它上面附着了太多的记忆和特定时代的符号。这种记忆不是坚硬的，而是柔软的，它有着形状，绘着色彩，发着声响，甚至带着气味、呼吸和体温。它是我们这座城市让人最为亲近、最具安全感和自豪感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象征和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符号。它们不仅能帮助我们清晰地理清沈阳城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它所承载的大量的时代信息和历史沧桑，又会让后人带着一种尊严与荣誉感更深入地解读这座城市。
作为沈阳的一个公民，我始终关心着沈阳的城市历史。然而在我刚定居沈阳的时候，在所有的文字里都记载说沈阳是一座古城，但这座古城建于何时，却又谁也说不清楚。这就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说不清自己生于何年何月一样。好在这种状况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终于改变了，1999年，根据考古发现，再依据《史记》等史料记载，专家一致认定：沈阳城建于公元前300年，即秦开筑边哨候城之时。至今，沈阳已有2300年的建城史。沈阳占据着东北大平原最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诚如《大清一统志》所说：“盛京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白峙其东，醫闾拱其西，沧溟鸭绿绕其前，混同黑水萦其后。山川环卫，原隰沃饶。洵所谓天地之奥区也。天作地藏，自开辟以来，以待圣人。”又如《盛京通志》而言：“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绕其西南，混同环其西北。缔造鸿规，实基于此。”真可谓“天眷盛京”, 钟灵毓秀，它不仅孕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古老的边哨候城是沈阳成为城市之始，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西汉时，辽东郡中部都尉治所就设立在今沈阳地区，即当时的候城，是地位仅次于襄平（今辽阳）的长城军事防线北部要塞。直到东晋末年，高句丽族人攻占、焚毁候城，并在南郊塔山设盖牟城。东汉中期，即公元107年汉武帝元封四年，玄菟郡内迁，史有“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的记载，据史学家考证，具体位置则是今天沈阳、抚顺之间的上伯官屯古城址。这是浑河古道上的一座城池，考古发掘城周长有2500米，设有四门。
唐末辽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契丹族人进入辽东，在今沈阳地区设立乐郊、灵源两县及岩州。又在候城故地重修方形土城，名为“沈州”。关于“沈州”称谓的来历，过去有几种说法，如《辽史•地理志》说“沈州”来源于渤海国，金人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则说唐代建沈阳州。后来证明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沈州”应是辽太祖所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今人阎万章先生的《沈阳历史沿革及有关问题》一文和姜念思先生的《沈阳史话》一书讲得最为中允清楚，不需再作他论。
辽太祖之后，辽太宗德光又将沈州城重新规划，在土城内开辟成十字交叉的大道，并通达四方城门，同时在城内外兴修了大批密檐式佛塔和寺庙。如公元924年（契丹天赞三年），建新民公主屯辽滨砖塔；公元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建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公元1045年（辽重熙十四年），建苏家屯塔山无垢净光塔；公元1074年（辽咸雍十年），建新城子石佛寺七星山舍利塔；公元1107年（辽乾统七年），建沈州城北门释迦佛升天舍利塔及崇寿寺。
如今，沈阳的这些辽代塔寺许多都已不存在了，其中大部分是民国以后才被破坏的。如沈阳北门城外的崇寿寺与释迦佛升天舍利塔（俗称“白塔”）当初就建在沈阳城的中轴线上，是沈阳历史上最有名的塔寺。清末时缪润绂的《沈阳百咏》开篇即咏它：“地载城边塔一枝，难从古寺问残碑。闲来每听居人说，建在城门未有时。”可是此寺后来毁圮，塔也在1957年拆除。如今这里是白塔小学，只从这个校名里还可想象当年崇寿寺的佛光塔影。今天还存在的辽代建筑，如新民辽滨塔和沈阳塔湾的无垢净光舍利塔经过重修后，塔身亭亭，梵影幽幽，依然保持着1000多年前的风姿神韵。我所居住的园区离塔湾的无垢净光舍利塔很近，夕阳下，每每散步到塔下，我都会望着塔刹上的余晖，想象当年盛京八景中“塔湾夕照”的壮观，既而生出缕缕思古之幽情。
辽代的沈州城是沈阳继候城以后大规模建造城垣之始，为后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历史和地理位置。公元1116年（辽天庆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克沈州，继续沿置该称谓，并成为金东京（今辽阳）属下的节度州。到了13世纪初的金末，在蒙古与女真族的连年征战中，沈州城连遭兵燹战火，最终被毁。如今，我们在沈阳周边还能见到许多辽金时期的遗址，如棋盘山石台子山城、新城子区石佛寺夯土古城、新民辽滨塔地区古城、于洪区高花地区古城、法库县八虎山城、苏家屯区塔山山城等，这些都是当时军事、交通、通讯的要塞隘口。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二
元朝统一后，于公元1266年（元至元三年）重建沈州城，并于公元1297年（元大德元年）年擢升为“沈阳路”。这是“沈阳”第一次以地名出现在沈阳的历史上。从现存史料看，记载“沈阳”一名最早的文献是《元史•成宗本纪》。而证之于实物，到目前为止，只有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内的公元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的“沈阳路城隍庙碑”。这甬“城隍庙碑”详细地记录了1352年时重修沈阳城隍庙的缘起、时间、地点及其功德职事等。我每次到故宫里都要看一眼这甬碑，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个刻上“沈阳”之名的物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不能慢待了它。它立在故宫的红墙根下，碑首四龙交盘，碑座赑屃伏卧；碑阳刻有“城隍庙碑记”，碑阴刻有“城隍庙功德官员题名志”和庙院地坐落四至。此碑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字迹已不可辨认。1934年，日本人园田一龟主编的《满洲金石志稿》里曾收录过这篇碑刻文字，但遗误之处较多。后来罗福颐先生校录的《满洲金石志》收录此碑文，重新校订，完整可信。元代“沈阳路城隍庙碑”是1962年从城隍庙旧址里清理出来移入故宫的，它曾促使我多次寻访此碑原址沈阳城隍庙。据相关专家和沈阳老人讲，城隍庙旧址位于今正阳街东侧的中街路北部。另外，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版的《沈阳百咏》一首注里有这样的话：“按俗于十二月朔日起向四平街开设画棚，谓之出大行。除城隍庙一处南向，余皆坐南朝北。”由此可见，当年的沈阳城隍庙的正门是面向四平街，即今天的中街。但今天那一带已是高楼林立，小巷深幽，何处城隍，一丝线索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在中国，大凡一个城市总会有一座城隍庙的，人们将“城隍”看作是当地的神，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其职权范围相当于人世间府衙、县衙里最大的地方官。道教则把城隍当作“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说“城隍”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以保谷丰民足。其实最初的“城隍”不是神，也与庙宇无关。查找相关典籍，“城隍”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周易•泰封》：“城复於隍，勿用师。”这里所说的“城”是指“城廓”“城壁”“城墙”。而“隍”，按《说文解字》的解释：“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这样看来，“城隍”的本义就是城外面的护城壕。在中国古代，凡是有城的地方，四周都有护城堑壕，所以这堑壕即城隍，在城中人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于是就有了《周易•泰封》那句“城复於隍，勿用师”的话。意思是说“如果城墙倾覆时即为乱兆，为政者应息武止戈，不可穷兵黩武”。由此可见，在《周易》的时代人们就以城隍为占卜对象，那时就有了神的“半身之体”了。古代人最早信奉的护城沟渠神是“水庸神”，由此，就完全演变出了城郊守护神“城隍”。
据文献记载，早在三国时就有了城隍庙，一般认为吴国孙权在安徽芜湖建的城隍祠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城隍庙。此后，城隍庙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历代帝王多重视城隍的作用，屡次予以加封，后唐末帝李从珂曾封之为王，元文宗又封及城隍夫人。宋代后，又将城隍赋予人格化，很多当地殉国而死的忠烈则成为本城城隍，入主城隍庙。直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还都有一座古老的城隍庙存在，如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兰州、郑州、杭州、台北，其他如承德、潍坊、嵊州、泰州、鹤山、惠州、长治、揭阳和中国台湾的新竹、台南、澎湖等二线城市都有城隍庙。这些地方的城隍庙不仅是当地的重要旅游景点，同时又是城市里的繁华地段，定期的“庙会”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隍庙文化”和“城隍庙经济”。
而沈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沈阳路城隍庙碑”所在的城隍庙建于何时？据罗氏所录碑文：“至正甲申道士胡道真……悉出衣钵之资，创建子孙堂一所，东西斋厨对楹六架，余则扶颠补漏者居多。”可见创建年代很早，到1344年（元至正四年）已经“庙貌残废”。从碑记中的“乐郊之有城隍土地神者，岁远失其荣姓……”等语看，沈阳城隍庙不可能晚于辽金。后来在13世纪初的金末，它在蒙古与女真族的战争中随着沈州城的被毁而荒废。到了元世祖时代重建沈州，立沈阳路之后，沈阳城隍庙开始重修，并冠以“沈阳城隍庙”之名。
元以后，沈阳城隍庙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1414年（明永乐十二年）辽东指挥使刘麟主持重修了沈阳城隍庙，后来又在弘治、嘉靖、万历等几朝多次修缮。清初，沈阳城隍庙升为盛京“都城隍庙”，加一个“都”字，则意味着城隍庙的升格，即是从此成为首都之城隍庙或是与皇家有关的城隍庙了。在中国，城隍庙虽多，但叫“都城隍庙”的却不多。“都城隍庙”的“都”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几年前曾有人著文《沈阳城隍咋姓都》，文中解释说：沈阳城小西门外，有个“都作坊胡同”，因胡同有家“都泥水作坊”而得名。都泥水匠经营建筑作坊，都匠老实厚道，人缘特好。某日，无疾而终。据说盛京将军一夜连得三梦，梦见玉帝命都匠接任城隍。从此，盛京的城隍庙冠姓都，名曰“都城隍庙”。这个解释可能源于民间传说，将“都”姓与“都城隍庙”的“都”联系了起来，同时又寄托了百姓企盼世间好人得道升仙的美好愿望。但这却不是“都城隍庙”姓“都”的真正理由，另外，天下“都城隍庙”也不是只有沈阳一家。如今天的西安、北京、承德的城隍庙也称“都城隍庙”，且都与皇都或皇家有关系。只有山西长治天紫岭上的那座“都城隍庙”与皇都没有关系，但据民间传说是东汉皇帝刘秀所封，本质上也与皇家有关。
据说是从元代开始，京城的城隍庙就称“都城隍庙”了。到了明代，城隍崇祀最为兴盛，天下所有府、州、县都开始建造城隍庙，规格和本地官府一样，地方官赴任必先拜谒城隍。明初更规定，南北二京的城隍庙为“都城隍”，封帝，开封、临濠、太平三府及和、滁两州城隍封王，此外，凡府城隍皆封公，州城隍皆封侯，县城隍皆封伯。不久又取消封爵，命各地城隍皆按其行政建制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这样，几乎把人间社会的封建官僚机构搬到了神界，以借民间信仰来充分达到对人民的牢固统治。清承明制，每岁仲秋都祭城隍。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清代还封了两座“都城隍”，一座在北京，一座在沈阳。沈阳的城隍庙由于处于清朝发源地和后来的陪都地位，终于升格为“都城隍”，而民间所谓“都泥水匠”的传说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罢了。沈阳的都城隍庙在清代格外受到重视，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各朝都进行过多次修缮。直到民国后期，才因年久失修，庙貌残败，碑石匾额散佚无闻。到如今，以致当年盛极一时的都城隍庙，除了故宫这座碑石，竟连一处遗址也难寻见了，这不能不叫我们这座城市深感失落与伤感。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三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说沈阳的城隍庙与沈阳路城隍庙碑，是因为元代留给沈阳的建筑实在太少了，连它的前朝辽金都不如，只有连原址都找不到的城隍庙碑还能证明元代在沈阳的存在。然而元代对于沈阳来说，其意义不在于有无建筑，而在于从它开始，沈阳才称之为“沈阳”。可能今天的沈阳人还不完全通晓城隍庙之于沈阳城的意义，作为一个昔日的都城，没有了标志性的都城隍庙，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建筑方面的缺失和文化方面的遗憾。曾见媒体报道，今天的沈阳要在北市地区打造“上海的城隍庙”，这是一个多么蹩脚的提法。上海城隍庙地区的地产增值和商业繁荣，首先是因为那里确实有城隍庙。沈阳的城隍庙，沈阳的都城隍庙在哪里？还有那块证明沈阳叫“沈阳”的元碑，多少年了，任其在故宫的红墙下风吹雨剥，日益漫漶。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此碑应尽快进入室内博物馆。然而时至今日，它依然露天存放着。我不知道，当有一天那碑上的“沈阳”二字漫漶难辨的时候，沈阳的后人们还会到哪里去寻找“沈阳”。
元代留给沈阳的建筑只一座碑就足够了，接下来的明代会有怎样的建树呢？
明代在沈阳的建筑史上无疑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它开启了沈阳的砖城历史，使沈阳成为东北大型的砖城重镇。公元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明朝设立沈阳中卫、左卫、右卫，这三卫均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统辖，是军政地方机构。公元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沈阳中卫城开始建设，负责这次大规模建设的是中卫城指挥使闵忠。闵忠是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刚毅而有才略，作为明代沈阳中卫的第一任指挥史，他对沈阳城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据《辽东志》记载：“沈阳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重修后的沈阳城为砖石砌筑，不仅城墙高大，而且有两道护城河各宽三丈，深八尺。城墙四面各辟一城门，起门楼，建瓮城，由此形成了沈阳古城规划建筑的基本格局。方形城里，每面城墙的中部有一门，城内形成十字大街，十字路口有一座中心庙，对着城门的每条大街上各有一座牌坊，其名分别为：永宁、迎恩、镇远、靖边。在城的东北隅有古刹长安寺，在城的西北隅有通玄观，在中心庙北偏西有城隍庙。四门之中，南门最为繁忙，进入南门后的南北大街也最为繁华，许多衙署都在这条大街上办公。公元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扩建沈阳城，并将沈阳中卫城的北门由原来的“安定门”改称为“镇边门”（九门），在建筑结构上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如同碉堡式的门垛建筑物。清朝初年，沈阳城改造，将明代留下的东、西、南三座城门均予以拆除，唯独北门未动，到了康熙初年，还将北城门用砖砌在了城墙之中。从此，人们对北门这座城门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代之而起的就是沈阳“九门之谜”和许多神奇的传说。直到1959年，即离当年明代将“安定门”改称为“镇边门”363年之后，这个秘密才让人发现。那一年，沈阳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曾对“九门”进行清理，发现北门有两个十字形的南北券洞，且在南券洞北口门楣上嵌有一块石刻门额，上书“镇边门”三个大字，同时左右角各一行小字题款。通过这块门额，人们才了解了明代沈阳北门的结构及其修建历史。可惜的是明代沈阳北门这处古城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却在“文革”中遭到彻底破坏，成为沈阳城古建筑史上的一大憾事。
明代对沈阳的建筑是有贡献的，它不仅为沈阳留下了一座砖城，而且还为沈阳留下了其他许多重要建筑。如现在还保留着的中心庙，不仅是沈阳的一处古老建筑，而且还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中国古代，所有的城市中心都要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既是城市的中心标志，同时也是城市风水学的需要。按中国古代风水学理论，城市里对面两城门是不能相见的，中间必须要有建筑物屏蔽。如唐时会建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元代会建中心阁，明清时会建钟楼、鼓楼，而唯有明代的沈阳城却建了一座中心庙。关于沈阳中心庙的诸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许多谜仍有待后人开解。沈阳的中心庙能保留到今天，也实属不易，当年清皇太极改造沈阳城时，特为中心庙留出位置。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故宫北墙到此拐弯，让出了半亩地给中心庙，这种“皇宫让庙”的现象很让人感慨。
明代留给沈阳的建筑，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如公元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修建的大法寺（今八王寺），1506年～1521年明正德年间修建的朝阳寺，1574年（明万历三年）修建的棋盘山向阳寺等。另如沈北新区的“蒲河古城”，原来曾是明代的千户所；苏家屯的“虎皮驿”则是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辽东总兵贺世贤和名将柴国柱先后驻防过的驿站和屯兵之城。还有如今仍可见到的沈阳周边遗留下来的70余座烽火台和边墙遗址，都会让我们看到当年明代经略沈阳的繁华旧影。
责任编辑：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