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学）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七
清朝入关以后，沈阳城除外城的续修和后来的宫城中、西路扩建以外，大的建筑项目寥寥。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从此，沈阳又有了“奉天”之称。1663年（清康熙二年）于古城西北角修建了道观“太清宫”。1664年（清康熙三年），奉天府设首县名“承德”，其府县治所在今沈阳故宫西侧的同泽中学附近。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于古城大南门外修建“般若寺”。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于实胜寺西侧修建“锡伯族家庙”（今太平寺）。1913年，随着承德县改名为“沈阳县”，沈阳建筑史上的颠峰时代也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沈阳又迎来了另一个建筑高峰——“洋楼”和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出现。
其实沈阳“洋楼”的出现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几年间就开始了。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沙俄便于1897年占领旅大，并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将中东铁路的南满支线强行从福陵与昭陵之间通过，将清王朝发源地之“龙脉”拦腰斩断。从此沈阳有了俄、英、法、日等国风格的洋派建筑。1878年（清光绪四年），建小南门天主教堂，1900年被义和团焚毁，1912年在原址上重建成现在的规模。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建奉天机器局（今位于大东区大东路138号），此建筑大门采用宫殿屋顶式琉璃牌楼结构设计，而两翼建筑却是西洋哥特式。1909年日本建奉天驿（今沈阳火车站），该建筑融合了欧洲与日本的建筑风格。
1903年北京签订中美、中日通商续约，奉天辟为商埠。1906年划定怀远门（大西门）和外攘门（小西门）外大片区域为外国人居留地和商埠地。被划在商埠地区域内的东西南北起止各段，均设有明显的界牌标志，分为正界、副界、预备界。正界区域：东起大西边门，西至“南满铁路附属地”（今和平大街以西），南起和平区十一纬路，北至皇寺大街。副界区域由十一纬路向南，在今和平区南市场一带。预备界区域由南市场再向南移，在今和平区砂山地区一带。在外国人居留区和商埠区，洋派建筑不断增加，同时沈阳城里其他建筑也多仿洋派。
这一段时间的清末洋派建筑，今天看起来可谓五花八门、形式多种多样。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正是西风东渐的初始期，这一时期成为近代洋派建筑的形成期。多门类的建筑形式都要进入这个刚刚打开城门的城市，主要以教堂为代表，移植或嫁接是这些洋派建筑的主要特征。
随着近代外国文化的闯入，特别是受“开埠”的影响，客观上加速了沈阳现代建筑艺术的发展进程。1917年以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开始统治沈阳，从此，沈阳的洋派建筑进入到一个发展与兴盛的高峰期。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沈阳在奉系军阀统治的十几年间，出现了大批别具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多以西洋风格为主，同时又融入中国古典建筑元素，于是就形成了洋门脸式的装饰和中西合璧式的形制。
奉系军阀统治下的辽宁于经济、军事、教育、科技、体育等诸多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沈阳的城市建筑也同样得到了发展，规模大、数量多、风格多样。纵观这一时期的沈阳建筑，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新城区建筑；二是外国人居留区和商埠地的洋派建筑；三是奉系军阀政要的官邸、公馆和住宅建筑；四是军阀举办的奉系民族工业建筑。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八
“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新城区建筑是1898年构筑“中东铁路”时，在原俄国辖属铁路附属地的基础上，由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05年接管后开始主持规划和建设的。1908年始，满铁在实施城建中将其占据的区域土地不断向老城区蚕食、延伸。对此，中国方面军政当局修建了一条街，谓之“国际大马路”（今和平大街），以此分界，目的就是想阻止日本人的蚕食之念，于是就形成了“国际大马路”以西地区的满铁新城区（今太原街一带）。在新城区里，日本人像规划自己国家一样，大力推行官厅建筑和西洋楼式建筑。在这些建筑中，设计者极力追求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倾向，以放射线或方格网道路系统交汇处为中心进行规划。如1913年建设的“中央广场”（1919年改为“浪速广场”，今称“中山广场”），四周建了各种公共建筑。再如1919年建的“朝鲜银行奉天支行”，是日本民间的建筑师进入沈阳的代表作品之一。1925年建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今和平区中山广场西侧，沈阳市工商银行），1926年建的“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奉天支社”大楼——受西洋建筑教育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的代表作品之一，1929年建的“奉天大和宾馆”（今中山广场南侧，辽宁宾馆），这三座建筑使今中山广场成为新城区的中心。此外，在放射形干道两侧严格规划建设，使街道立面建筑统一成仿洋派，从而形成轮廓清晰、起伏均匀或高度等檐的标准。同时又在道路对景及转角处的建筑物上进行重点装饰，多用穹顶形建筑占据街道立面，风格极为突出，引人瞩目。
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沦陷，满铁在沈阳的建筑也进入到后期规划时代。这时的建筑则偏重“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形式与细节相互烘托，其典型代表为满铁单体社宅。据说这些别墅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成果，规定每人设计一栋，以此考评其毕业水平。设计者在总结了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住宅建设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以其本土建筑思想结合欧美建筑理念，同时融入鲜明的时代主题，寓个性设计于标准化之中。最终留给沈阳的这组别墅群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造型特点。据清华大学叶芃《沈阳建筑》一文所述：在造型上，这里的每栋别墅均为一、二层坡顶组合，山墙顶端常见“木筋墙”装饰或点缀雕框气窗。建筑物靠简单的体量变化、凸凹线脚形成丰富的形体构造。在色彩上，采用日式灰色平瓦为屋顶，绿色油漆的木质檐口、窗框利用水泥砂浆涂饰罩面，基段砌饰黑色石块或浅色面砖，形成夺目的感官效果。在环境艺术上，利用各式围栅、花墙点缀入口，配置形态不一的雨搭门廊，种植冬青灌木衬托建筑主体，追求贴近自然的家居趣味。在装饰上，采用不对称构图，利用质感和色彩的对比展示细致装饰且避免雷同。
1931年之后沈阳沦陷时期的建筑，除了日式别墅群以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建于1936年的朝鲜人金昌镐寓所（今和平区中兴街31号，东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金氏本人的资料较少，只知道他是一位由朝鲜来沈阳创业的商人，先在西塔地区从经营一个小冷面店起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湖旷野建了个沙场，挖沙石卖给日本人搞建筑用，于是很快富起来，成为当时沈阳的富豪。后来他还开办了大同土木株式会社，购置了大量土地，西塔寻常高等小学校（今朝鲜族第六中学）的礼堂就是由他出资20万元修建的。金昌镐寓所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结构，共三层，花岗岩墙裙、米黄色瓷砖罩面。楼顶西半部为绿色琉璃瓦顶，东半部为平顶，门前建有雨搭，由两根方形水泥柱支撑，顶部铺设绿色琉璃瓦。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曾住在这里，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这座小楼，1950年～1954年，由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居住，后来辽宁省副省长黄达也曾在此居住。
在沈阳老城西的外国人居留区和商埠地的洋派建筑，则与“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新城区又有区别。如1924年建的“法国汇理银行奉天支行”（今和平区市府大路167号，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为砖混结构的法式建筑；1928年建的“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今和平区十一纬路10号，梅龙镇酒店）为欧式风格；1929年建的“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今和平区太原街34号，沈阳网通公司），当年设计者自称是“现代哥特式”的建筑物，三层钢混结构，其外观由现代的水泥和面砖等材料装饰，而基段则为花岗岩砌筑。尽管建筑主体仍见三段式划分，但立面的主要装饰理念是竖条贯通并探出顶层的变形柱式排列，其窗口也细长，随着墙壁柱式垂直分布，使整座建筑立面格外简化，颇有些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此外，1931年建的“法国驻奉天领事馆”（今和平区八经街10号，沈阳市文物局院内）为典型的法式风格。
沈阳西方式的洋派建筑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领事馆街”（今和平区三经街）。这一带的建筑多效仿古罗马建筑中的横向三段式：基层台阶、门窗或柱廊、檐部制式和纵向三段式：突出中段、两翼对称的构图模式。设计中，遵从柱式、立面装饰及各段式比例的标准化法则，夸张地表现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等。尽管这些典型建筑样式颇为程式化，但却给沈阳的建筑业带来了新奇和时尚。从这些建筑样式上看，设计者们遵循的建筑理念还是西洋古典风格，复古主义里融入新兴的建筑思潮，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建筑的样式和风格，尤其是陶醉于其中的形式主义美。那一个时期沈阳仿佛成了西方古典建筑的实验基地，洋派建筑师甚至实习生在这片土地上肆意挥洒着自己的想象。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九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留给后世沈阳最为壮观和齐整的是奉系军阀政要的官邸、公馆和住宅。在沈阳诸多奉系军阀政要的官邸建筑中，始建于1914年的张氏帅府不仅是较早的，而且紧邻沈阳皇宫，居沈阳中心位置，同时期建筑则以“张氏帅府”为中心展开，也在沈阳城构成了一个圆形区域，这多少会让人想起清初的盛京曼陀罗。
“张氏帅府”（今沈河区朝阳街帅府巷46号）是张学良将军及其父亲张作霖的官邸和私宅，占地面积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万平方米，为迄今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帅府”是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水榭亭台的帅府花园，又有欧式风情的大青楼、边业银行、红楼群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小青楼和赵四小姐楼。“帅府”内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饱含浓郁的东北民俗风情，它们取材广泛、寓意深远、制作精美、栩栩如生，是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与民间习俗的珍贵艺术资料。“帅府”作为张氏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曾是东北的政治中心，期间历经两次直奉大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新旧中国的巨大变迁，饱经沧桑，已成为东北近代历史的见证与缩影。
在“帅府”修建的同时，沈阳还建了诸多奉系军阀政要的公馆、住宅，如“杨宇霆公馆”（今大东区魁星路6号）、“张作相公馆”（今和平区八纬路16号）、“张作相住宅”（今和平区北五经街）、“万福麟公馆”（今和平区和平北大街17号）、“王树翰寓所”（今沈河区大南街般若寺巷18号）、“孙烈臣官邸”（今大东区大北关街36-1号）、“常荫槐公馆”（今大东区天后宫路万寿巷5号）、“吴俊升公馆”（今大东区小河沿路22号）、“张寿懿公馆“（一处为今和平区八纬路14号，另一处为今沈河区文汇街33号）、“汤玉麟公馆”（一处为今和平区十纬路26号，另一处为今沈河区北三经街71号）、“宋耀珊住宅”（今沈河区小南街和兴巷12号）、“王明宇公馆”（今大东区如意五路14号）、“于济川公馆”（今沈河区中山路196号）、“于学忠住宅”（今和平区北五经街）。这些私邸、公馆在那个年代里纷至沓来，多数都是在传统四合院附近筑以洋楼，以崇尚唯美主义为时髦，相互攀比豪华，各展风采，各具特色。每一座公馆、住宅里都藏有一部传奇故事，从而演绎了一出历时15年沈阳城里最为繁华的沧桑旧梦。
在奉系军阀统治沈阳的年代，军政当局为同洋人竞争，在老城边缘一带，开发建设了几片新市区。1920年～1923年，从老城东边门到东郊永光寺，建成了以军工企业为主的“大东新市区”，市区里的一切行政事务均由“东三省兵工厂”（今大东区东塔街6号）直接管理。这里同时还集中了“奉天大亨铁工厂”（今大东区大东路178号）和“奉天陆军被服厂”（今大东区津桥路68号）等军工企业。同时又在老城西北一带，先后拆毁了边门城墙，动迁居民，开通有轨电车，仿照西洋古典城建规划模式，于道路交汇处建了转盘式惠工广场，并辐射六条干道，开辟了古城西北工业区。当时颇具名气的中国第一家机制窑业公司—“肇新窑业”公司的办公楼（今沈河区惠工街92号）就在这里。办公楼建于1923年，坐北朝南，正面三层、两翼两层，原来的地下室因不适用被填上。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洋式门脸”加“中式后庭”。楼内有木楼梯，二层建有外廊台，西南角处有一半圆形大门。从正面看，小楼门柱顶端饰有“爱奥尼”柱头，二层两侧窗外饰有葫芦瓶栏杆。正中三层原本有塔楼，后被大火烧毁。从后面看，则是浓郁的中国古典风格，两翼楼体上饰有木栅栏和雕花镂空栏杆。另外，如“奉天迫击炮厂”和“惠临火柴公司”都是这个工业区里有名的企业。“奉天迫击炮厂”曾制造出中国第一辆汽车。“惠临火柴厂”建在大西路路南原来一座王姓翰林府里，是当时全国知名的民族火柴公司。
奉系军阀统治沈阳时期的民族工业建筑还有许多，如1922年建的“奉天纺纱厂”（今和平区抚顺路60号），居东北同行业之首。此外，1924年建“奉天商务总会办公楼”（今沈河区朝阳街192号）；1925年建“奉海车站”（今沈阳东站），同年 “吉顺丝房”新楼建成（今沈阳中街，沈阳第二百货大楼）。“吉顺丝房”是“四平街”（今中街）上的第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五层楼，它的建成带动了一批相同式样建筑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沈阳商业建筑的进步。经过我国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先生总体规划设计的有建于1922年～1929年的东北大学（今皇姑区北陵大街东侧）和1927年建成的辽宁总站（今和平区总站路100号）。这座建筑为平面对称布局，中间是穹顶式候车大厅，两侧为办公室和运输业务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小木格窗，绿色铁瓦顶。建筑造型宏大壮观，设计手法受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既有时代气息又有中国传统韵味，具有很高的设计水平和实用价值，在当时国内堪称第一流的火车站。1929年，张学良建同泽俱乐部（今和平区七纬路14号）。这是一处西式两层建筑，整个设计左右对称，中央巨大拱券圆窗的两端各置一根“科林斯式”柱。“山花顶”的装饰仿希腊神庙建筑上的山花和檐口装饰，属于英国16世纪的建筑风格。
在这些富豪或实业家拥有的商业建筑中，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将建筑立面设计成“洋门脸”，这既是一种商业时尚，又向世人表示一种“开明”。
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 十
纵观沈阳的历史，从新乐初民的制陶渔猎，祭舞雕鹏到秦拓土立邑，始建候城，从汉魏玄菟，三迁于此到隋唐复土，王师东定，从辽金继起，沈州中兴到汗王建都，一朝发祥，从盛京伟业，留都繁华到奉系霸业，汉卿易帜，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沈阳人以智慧、豪迈、旷达和勤劳创造了5000年的文明和近400年的繁华，使之成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满是沧桑的记忆和让后人引以为傲的老建筑。
在这座古城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老沈阳的旧貌已经不再完整，昔日曼陀罗式的精彩布局只能出现在考据文字里，许多带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代表性建筑遗产也只能通过档案资料来认识和了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许多老建筑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如十王府、翰林府、奉天监狱、东北电影院、东北饭店、圆路餐厅。而一些纳入保护范畴或挂上了政府文物局“不可移动”标志的老建筑也并不安全，如位于沈河区桃源街118号的“奉天咨议局”已沦为仓库，西洋式布局的砖雕线柱装饰在风剥雨蚀中已开始风化脱落，变得斑驳不堪，甚至有些老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不复存在。但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沈阳的旧城门，还可携家带友到故宫游览一番，城边的四塔梵影也依然是缥缈的一景。
一座城市的历史年轮和它的文化积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筑体现出来的，尤其是老建筑，它不仅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更体现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所谓“文化古城”是什么？试想，如果一座“文化古城”缺少了老建筑，那它还叫“文化古城”吗？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对老建筑的认识早已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老建筑肆意破环；一种是历史眼光开阔、文化意识强烈的有识之士到处呼吁甚至做起志愿者，以微小之躯来呵护这些老建筑。其结果，虽然许多珍贵的老建筑随着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利益和推土机的轰鸣而化为尘埃，但其珍贵价值也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老建筑保护意识的兴起不过80多年，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将建筑只看作“匠作之事”，根本提不到文化的范畴中来。近代以后的学者才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讲演词》中提出：“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这是中国人最早发出的保护古建筑的声音。1931年梁思成到营造学社后，才真正开始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所以，老建筑的保护无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正如抚顺高尔山古城遗址上那块民国时期的古迹保护碑所书：“保存古迹”—“创之不易，继者尤难”。沈阳之所以可以拥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之所以能够以历史文化悠久而著称于世，是离不开那些不再具有城市地标意义，但却具有特定而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及历史印记的老建筑的。
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我抽时间去了沈阳故宫，去了中心庙，去了慈恩寺，去了王树翰寓所，去了肇新窑业办公楼旧址。当我把这些老建筑打量一番、抚摸一遍之后，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与这座皇都，这座城市重叠在一起了。沈阳已是我的故乡，不管此生到哪个胜地游玩，到任何名城久住，那都是漂泊，只有这里才是归宿！
初国卿
2009年12月写于浅绛轩
责任编辑：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