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池是传说孔子洗笔砚的地方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昆明文庙被迁建于文庙街，前后历经乾隆、嘉庆，直到民国年间一直都在进行着保护性的修葺。其鼎盛时期，方圆1.8平方公里，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原设东西两道大门，两道大门都立着书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下马石”，再大的官至此都得下马，神圣得有点“不合常理”——那时的文庙，是拜祭孔子的地方，又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两道大门分左、中、右三格，中间一格，只有皇帝赐匾或本省有人中状元才能打开通过，平时，任何人都只准走侧门。进大门后就到了棂星门，这是昆明文庙现存唯一完整的建筑。棂星门是一枋、四柱、三门花岗石建筑。中门为棂星门。棂星是一颗星座，又叫天田星，意为尊孔必尊天。左右两门为礼门、义路。孔子的核心思想为：仁、礼，提倡以礼治国，故叫礼门；义即仁义、正义、舍身取义等。中门下为蟠龙抱柱，制作精巧，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雕刻艺术价值。棂星门后为清代建筑碧水泮桥，桥下为泮池，又叫学海。有道是“书山有道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海即指这池水，清代要中了秀才才能称之为“入泮”，成为学海一粟。

    令人忧心的是，现如今，昆明文庙几乎已被小商贩占领、文化品位几成笑谈，文人学者们，将发出怎样的感慨？

 

    庄晓东（著名传媒学者、云大教授）：

 

    现状令人尴尬和担忧

    经过这些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昆明文庙本身的文化内蕴几乎荡然无存。昆明文庙的现状非常尴尬和令人担忧。去“商品化”和“市场化”应是当务之急。恢复昆明文庙的“纯粹性、高贵性和神圣性”是理想的目标。为此，有担当的昆明文化人责无旁贷！

 

    于坚（著名诗人）：

 

    其实可以共存

    小商贩可以和文庙共存，这是庙会传下来的传统。剧院、博物馆、音乐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起源于教堂，是宣讲上帝教诲的地方，以前这些地方都叫大礼堂。搞搞宣传教育还可以，尤其在革命时期。但不好玩，文庙不同，文庙是一个玩场。儒教是在玩中潜移默化。不是让你伸直了脖子接受台上的教育，所以以前的文庙，有孔子大殿，但小商贩也是可以进去的，唱戏的时候，你可以听两句不听三句，磕磕瓜子、花生、喝点茶。很好玩，不是听报告的地方。

   但什么样的商贩可以限制，卖古董字画、小吃茶叶、香烟蜡烛、民间工艺品的就很好，文庙可以搞成既是祭祀至圣先师的庙堂，又是庙会、是昆明人的民俗文化活动的场所。

 

    黄自廉（著名剧作家、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已经丢失历史文化内涵

    现在的文庙已经没有往日的庄重、宁静，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院，丢失了许多历史文化内涵，大片大片的停车场、饭店、零乱的文化设施使文庙变的丑陋不堪。

 

    杨福泉（著名学者、云南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

 

    文庙文化也要变迁

    我觉得作为文庙，还是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品味和学习教育气氛，要有一种典雅、高雅的文化氛围。其次，也兼顾文庙在早期所具有的那种作为民众文化活动中心的寓教于乐和怡情悦性的功能。比如在下文中我讲到的在文庙的说书、听戏、举办展览等群众文化活动，就不应排斥。但文庙不应成为一个没有管理规则，随意地让小商贩占领兜售物品的地方。

    据很多口碑资料的记载，昆明的文庙的活动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过变迁的，在元明清时期，这里是祭祀孔子、传授儒学、培养儒生的地方。而在1902年后，一批新式学堂在昆明相继创办。从1906年起，停止了乡试、会试、科考和岁考。随着利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昆明地区各府、州、县学全部撤除，文庙良失其儒学教育功能及正统儒最高殿堂的地位。但云南很多文庙被作为传授新学的学校使用，它的教育功能还是得以延续。文庙文化逐渐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庙从原来仅仅举行祭孔礼仪、士子就学的庙堂之地逐渐成为民众的文化活动中心。

 

    胡廷武（著名作家、原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

 

    已丧失本来意义

    首先我认为这样的文庙已经不是初衷意义上的文庙，它已经蜕变成一个商场。其次我认为小商小贩到里面经营，是被允许的；这些小商小贩对文庙的现状，没有多大的责任。第三，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

 

    马宝康（作家）：

 

    重修文庙只为寻找昆明文脉

    文庙如今的现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说白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文化不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生产力而是作为一种点缀一种装饰时，人为的破坏、昧着良心的毁灭也就会发生。重建重修文庙，重建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精神家园，寻找的是昆明的文脉。我以为现在正当其时，我们已经有了呈贡新城，有了世界螺丝湾，有了一湖四片，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庙？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千幢灰蒙蒙的高楼投下的是阴影，而一个金碧辉煌的文庙闪射出的是人类文明的光芒。

 

    马益华（记者）：

 

    与文化渐行渐远

    文庙的文化品位从小我就没太多感觉到，比如小学时候是游乐场，中学时候是山寨卡拉OK室的聚集地。而昆明文庙再这样“一以贯之”下去，和文化渐行渐远，也许快要被遗忘和拆除。

 

    赵晶晶（昆明市文化馆馆长）：

 

    不该被忽略的“红领巾”

    昆明文庙曾经的各种古建筑虽然所剩无几，但它现在是昆明市文化馆的所在地，也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即便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这里有一个团体也不应该被人忽视：昆明市红领巾艺术团——它成立于1958年，是在云南成立最早，历史最长，最为活跃的少儿业余文艺团体，是一个传播先进文化，保障少年儿童艺术需求，非营利性的文化服务机构，举办有少儿中国舞蹈、民族舞、拉丁舞、芭蕾舞、京剧、美术、声乐、民族器乐等少儿艺术培训。

    由于历史原因，红领巾艺术团在“文革”中曾一度中断，至1978年恢复，并多次走出国门省界，进行文化交流演出，由此开始了红领巾艺术团的黄金时代。自1984年至今，在国际国内所获得的进金奖和赞誉难以数计。比如今年，应邀赴京参加全国第四届“向阳花”歌舞展演，《花儿朵朵》获金奖；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青少年“世博.金玉兰奖”音乐、舞蹈、器乐艺术大赛获组织金奖，《荷塘月色》获最高奖，《丑小鸭》获金奖……

    在文庙的历史轨迹中，红领巾艺术团伴随其中走过了至今52年的历程。数千名“红领巾”的小朋友由此走上专业艺术道路。许多昆明家庭中有不少祖孙三代都曾是红领巾艺术团的团员，数万名少年儿童在这里度过了难忘而快乐的童年时光。

    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红领巾艺术团不断完善各项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优化组合辅导教师队伍，整合社会教育资源，秉承历史优秀传统，紧紧围绕“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服务宗旨，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努力为昆明市少儿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每当我们常常念及文庙的历史、建筑、遗迹、恢复和重建时，“红领巾”常常被忽略。我们不该忽视在文庙内还有一片少儿的天空，在文庙内还有一面高高飘扬的“红领巾”。

 

    倪涛（诗人）：

 

    谈点看似无关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之后归于一统，表面是“内圣外王”，尊孔复礼，其实是外儒内法，天下归一人所有，神权与君权合一，读书人的出路无外乎三条——其一，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所谓“为帝师”，纯属意淫；其二，带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隐居山野，做个治外之人，这当然也得君上高兴，不然就连隐士也做不稳；其三，极少数的，有限地质疑了一下，反问了一下，结果大家几乎都知道，比如李贽，比如金圣叹。

    所以这个时候来谈孔庙，我以为最好不要将孔庙太过于神圣化，太过于威权化，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这一堆砖瓦屋宇，回到诞生孔子的那个时代，回到孔子“有教无类”的那个精神空间——孔子精神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学习和探索，在于回归精神的自由本质，在于讨论学问，在于对生存其间的宇宙发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于体验生存之美好与精彩：“浴于沂，风乎武雩，咏而归。”而不是那个端坐高台、面无表情的圣人——其实那根本就不不关孔子的事，不过是后世帝王给自己寻找“合法性”的一种造作，一种为“皮”找“毛”的游戏：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千万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皮”一早就知道“毛”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们中国人很好玩，信起一个东西来啥都信，不信起来就啥都不信，非此即彼，不给自己留后路，对待孔庙，同样如此。孔庙的价值是本应该是教化而不是奴化，孔庙的房子应该是遮阴挡雨的建筑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庙堂——一堆石头而已，有人神话它，是因为他们需要。

    还是多跟这个比较正常的世界对对话，不一定要听懂，但一定要听，比如“普世价值”之类，你可以不信，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许；还是要补上“启蒙”这一课，虽然有人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通路，但我以为“中国”也在地球上，必须遵守万有引力，“中国人”也是“人”，大约也喜欢“人”喜欢的一些东西。

    至于文庙，修一修挺好的，作为这个城市不多的还算好看的一处建筑，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进去，遛遛鸟，唱唱小调，打打羽毛球，或者容纳点跟文化直接有关的事情：文人雅集，书法绘画，清茶浓酒；往来无鸿儒，谈笑有白丁，主张皆由衷，思想无禁区，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东方之即白——窃以为，这样的孔庙，方显孔子当年之本意。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