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期夜读情景

　　挨过蒋介石耳光，也曾踢中蒋主席肚子而遭到关押之苦的刘文典，并不是轻易对他人心悦诚服的，陈寅恪算是一个少有的例外。此后的若干岁月，刘文典那恃才傲物的“狷介”性格并未有所收敛。他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指在中国真正懂《庄子》者乃自己一人而已。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确有三踢两脚的绝招。来到西南联大后，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便前往听讲。经常的情况是，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儿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在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同时，刘文典对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又分外轻视，并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蹿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路上正遇联大文学院的副教授、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从文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出身穷乡僻壤的湘西，仅念过小学，及长后又以当兵谋生，属于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和作家，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在校中颇为东西洋大小“海龟”轻视，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断地称自己为“乡下人”。在昆明时的沈从文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轻易与人叫劲儿。此时见瘟神一样的东洋“海龟”兼“国宝”刘文典气势汹汹地向自己逼来，未敢计较，索性来了个逃之夭夭。刘氏仍不知趣，望着沈从文的背影继续嘟囔叫骂不止。由于刘文典对新文学与现代作家的蔑视，当他得知学校当局要提拔沈从文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对众人大叫道:“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陈寅恪的评价大致是不差的。与陈寅恪同学的吴宓离开哈佛15年之后的1934年夏季，在一篇关于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中，再次以真挚的情感抒发了对陈氏学问的敬仰以及自己受益良多的感念之情。吴曰:“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弛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以吴宓的人格论，此话绝无阿谀奉迎之嫌，当是自己内心真诚的自白，陈寅恪人格学问之高大藉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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