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现在有一些学者就建议高校应开设国学课。对于高校开设国学课一事，您赞同吗？
■：国学的用处，就是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社会，进而构建和谐世界。
关于开设国学课，本人认为应当认真考虑，认真对待。我不反对设立国学课，但必须设计好，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仔细研究，认真设计。在2007年，我在答《大众日报》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在传播国学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要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要分清楚国学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时，精华之中有糟粕，糟粕之中也有精华。这里有一个原则，还是我们以前常提的那句话：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二，要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研究国学，传播国学，应用国学，不是复古，而是为了现实和未来，复古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搞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割断历史，这种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三，要正确处理“求真”和“致用”的关系。 “求真”就是追求科学性，亦即坚持实事求是。例如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实事求是，坚持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此即是史德，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致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学以致用也是历史学的优良传统。求真和致用二者是一致的，那种为研究历史而言就历史，甚至远离现实政治，或者为了迎合某一时期的政治要求，而不惜夸大、歪曲历史，甚至弄虚作假，伪造历史事实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但起不到位现实政治服务的积极作用，反而产生消极的影响。
四，要正确处理中外之间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西化。在文化问题上，既要“拿来”，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要“送去”，把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对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我们今人所要建设的新文化，既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括近百年以来的革命文化，还要包括那些优秀的西方文化。
□：按照您的观点，只有坚持上面这几点，方可以设置国学课，方可以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入普及与应用。
■ ：除此以外，研究国学，传播国学，还有一个正确处理、提高和普及的问题：
即要争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要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还要做好普及工作。将国学研究成果从学术殿堂延伸到社会，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这叫做提高和普及相结合。这样才能发挥国学的最大社会效用。
□：这几年，随着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名人故里争夺战。开发建设名人故里，被理性评论者视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今天，人们不论从是怎样的活动，往往都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这从根本上来看是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唯利是图是相当一批人的心态。开发名人故里，发挥榜样的作用，对于提高今人的道德修养、文化素质是有益的。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
□：您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论及了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您认为齐鲁文化在今天的华夏文明中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是不是与他昔日的官方文化地位有关？
■：齐鲁文化不单纯是官方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而其中，齐鲁文化又以儒家文化为主。谈论国学，齐鲁文化应是重中之重。
□：在您心中，儒家文化占据怎样的位置？您如何评价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我们不论何时都不能丢弃这个根，否则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我们要保持住几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有三大支柱，分别为儒、释、道。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儒家基本上已经把佛、道家两家有益成分吸收进来了。魏晋时期，“援道入儒”，把道家的一些成分吸收进了儒家，由此形成了玄学。唐宋时期，“援佛入儒”，把佛教的一些成分也吸收进了儒家，形成了理学。
因此探讨中华传统文化，重点应是儒家文化。今天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文化相结合。我们认为，二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不仅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而且它们在内容上也有许多契合之处。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和兼容性。因此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能实现其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化转化，不仅可以避免儒家文化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能使其不断发扬光大。而马克思主义由于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下根来，从而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走向。
安作璋，当代知名历史学家。1927年生于山东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现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山东省地方志学学顾问。被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主要著作有《秦汉官制史稿》、《秦汉官吏法研究》、《学史集》以及秦汉历史人物传记系列；并主编《中国史简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多卷本《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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