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人称“译界泰斗”、将《红楼梦》等中国文学经典译成英文并受到广泛好评的杨宪益老人的辞世，给人们带来了若许的伤感。与著名的翻译家辜鸿铭、林语堂等人一样，杨老只是近代以来通过翻译力促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分子。他的辞世再次提醒人们：中国经典翻译与传播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想到名噪一时的“五经”（即儒家文化原典《诗》、《书》、《礼》、《易》、《春秋》）翻译问题。国家汉语办于2009年7月启动的“五经”翻译工作，无疑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扭转中国“文化赤字”、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实施者可能忽视了“欲速则不达”的古训。因为，原本计划三年半内完成“五经”英译工作，但仅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透露说英译本“五经”将在2010年底前推出。

    毫无疑问，在没有看到译本之前，猜测“五经”翻译粗制滥造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庞大的英译工作比原计划进度整整提前了两年多的时间，还是不免让人担心翻译的质量问题，以至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的“文化工程”乃至“政绩工程”现象，甚至有人断言“五经”翻译工作必定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激烈的批评尚为时过早，但经典翻译不宜用“文化工程”来推进确乎有一定的道理。众所周知，文化虽然是国家和社会的事业，但思想和学术却通常是个人的事情。正如中国历代学者不断注疏和阐释“五经”一样，翻译也是一个对经典进行再理解和再诠释的过程，需要的是个人的参悟和个性化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拉来一些学者在限定的时间内多经同译、多人合译，大搞成“文化工程”，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与此同时，经典翻译也是一个高端的事情。“五经”翻译者至少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谙熟中西文化、精通中西语言、专治“五经”中的一经或数经多年且颇有心得，同时又对经典翻译抱以的极大热情且不计名利得失。就此而言，适合翻译“五经”的人，如辜鸿铭、林语堂以及欧洲传教士兼汉学家的利马窦、魏礼贤等人，恐怕是 “只可幸遇，不可强求”。事实上，计划翻译多种中国经典的“文化怪杰”和“语言天才”辜鸿铭，终其一生也不过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等少数文本而已！

    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也不可小觑。中国的哲学范畴通常具有很强的直觉性、隐喻性和有机性，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道”至少含有道路、方法、道德、规律、世界本原等含义，且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别和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法家之道之分，简单地将其与西方的哲学范畴相比附，要么失去“道”在具体语境下的含义，要么造成词语翻译的混乱。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翻译家直接把“道”拼为Tao，从而把理解和体认“道”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又比如，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仁”的英译有virtue、love、goodness、benevolence等15种译法，“义”有righteous、justice等11种译法，“礼”有ritual、ceremony等9种译法，“忠”有sincere、faithful等9种译法，“孝”有filial、dutiful等9种译法，“君子”甚至有superior man、gentleman等20多种译法。但是，到目前为止，上述概念都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权威的、足以表达中文本义的译法，翻译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一个问题是，五经翻译的合适人选可能不是中国学者，甚至无须中国学者的过多参与。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表示，造成中国“文化赤字”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缺少“中译外”的翻译人才——“全民学英语”的中国竟然缺少翻译人才，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成功的经典翻译，多是由外国学者主动进行的，比如佛教经典传入中古中国和西方经典传入现代中国等。因为，“站在母语之外看世界”，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总之，打造权威性和统一性“五经”译本的想法，虽然富于想象力，但本身却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而中国特有的“工程现象”和“速度现象”，加剧了人们对“五经” 翻译质量的担忧。或许，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中国实力的提升结合起来并持续下去，中国文化的魅力得到海内外充分认可并由外国人主动翻译的时候，“五经”才会登堂入室、誉冠全球。


    最后一个问题是，五经翻译的合适人选可能不是中国学者，甚至无须中国学者的过多参与。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表示，造成中国“文化赤字”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缺少“中译外”的翻译人才——“全民学英语”的中国竟然缺少翻译人才，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成功的经典翻译，多是由外国学者主动进行的，比如佛教经典传入中古中国和西方经典传入现代中国等。因为，“站在母语之外看世界”，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责任编辑：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