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在下以为，所谓“文化”，就是指的以“宇宙观”为统领的“人生观”“价值观”，再由以上三观所派生的“道德观”。
以上各观，又指导形成了形而下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乃至具体的生产经商活动，等等等等社会生活的总合，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
因此，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潜藏着文化的内涵。
由此看来，文化的分门别类，比如中华文化、佛学文化、圣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的区分，始于“宇宙观”的殊异。
所谓“宇宙观”，就是对宇宙及其万物起源的理解和认识。
中华文化的宇宙观，“易经”的义理给予充分地展现。诸位要问，那不是儒家经典吗？错，这是诸子百家都认可的一部原始经典。只不过由孔子作了《易传》，流转下来，又被朱熹编入四书五经，被后人误解为只是儒家经典了。当然，由于孔子的解读，作为儒家文化来说，自然是必须要承传的经典了。
中国古老的易经，所展示的宇宙及其万物的起源，来自亘古久远，无始无终，川流不息又周而复始的大自然，中国的先民用“道”来尊称这个大自然。中国的先民只知道，这个“道”她无声无息，无形无象，无味无嗅，无大无小，然而却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至。
至于道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的先民无法得知，只知道她就是“自然”、“自自然然”、“自然而然”——原本就是这样——这就叫“自然”。这就是中华民族为什么崇拜自然、崇拜天的起源。
中华文化的宇宙观，告知人们，万物同是道之子，道是万物之母无须质疑。
因此对万物的一视同仁、公正无私，是道的基本“道性”；
万物平等，则是自然之道赋予万物的基本“物权”。
中华文化的宇宙观，告知人们，道对万物的管理，通过既定的宇宙秩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万物自道始，在由上而下的空间，有条不紊，不容倒置。有如众星虽缀满苍穹，然而各有自己的轨道和空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若是超越轨道、横冲直撞，必定苍穹大乱，众星陨落则是必然。
万物位置固然高低不可逾越，然而高有高职、低有低任，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则是道对万物管理的又一准则。
这说明万物在宇宙空间位置的高低，并不是永恒，《诗》曰：“天道靡常”。
能安于其位尽其责者，坐下去或者提拔到更高级的位置，担当更高级的职责；
不能安于其位忠心尽责者，要处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道者昌，逆道者亡”，就是道对万物唯一的处理法则。
中华民族在这种宇宙观的指引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
唯有追随“道性”，崇尚“公正无私”，
形成了“天下为公”的政治观；
形成了“求道至上”的人生观；
形成了“义大于利”的价值观。
在这些观念的约束下，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全德的道德风尚观。
中华民族为什么崇尚“和而不同”，而不尚“侵略扩张”；
为什么崇尚“仁道”，而反对“霸道”；
为什么“爱好和平”，又要“独立自主”；
为什么“尊老爱幼”，首先要“孝顺父母”；
为什么要“国富民又强”，还要“见利思义”“取之有道”……。
这一切一切的信念，都与“道”紧密相关，都来自与生俱来所崇尚的道的宇宙观！
反观圣经文化、伊斯兰文化，他们的宇宙观，认定宇宙万物是由自己的教主开创，是天下唯一正道者，除了自己的教主外，不可信奉他人。他们认为消灭异教徒的战争，是为真理而开的“圣战”。所以他们都曾经写下了侵略扩张的血腥史。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硝烟，哪一处不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超时空的蔓延？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争，是犹太教与伊斯兰的宿怨；美国“9.11”事件，又是伊斯兰同基督教的不解之冤；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克什米尔争端，则是印度教与伊斯兰的由来已久的恩恩怨怨……。
20世纪50年代西方有人这样预言：“以色列圣城耶路撒冷，这西方三大宗教的中心，传说中经过大卫王的统治，见过耶稣的死亡和穆罕默德升天的城市，也许会在宗教仇恨带来终末战争…，有激进教徒为了圣战，变成恐怖分子，武装冲突发生”，（《圣经密码》）看来并非无稽之谈。
再看历史上，由于文化的腐败，导致全民族的衰退，乃至从地球上消失，这样的先例又何其之多！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玛雅文化，早已消失在人间；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印度的大佛，早已失去往日灿烂的容颜…。
有谁能够死而复生？阅尽沧桑，横看竖看，只有中国！我们的祖先没有变，我们的子孙没有变，我们的黄河没有变，我们的中原没有变，唯一变的就是制度的替换、朝代的变迁。
绵绵延延5000年，各色制度轮番表演，制度的后面由某种特定的文化在牵线。圣君有圣君的文化；昏君有昏君的文化；大唐有大唐文化；秦汉有秦汉文化……。
还可以发现，这种种五彩纷呈的文化早已在先秦时期纷纷亮相，一一登场。
被后人称之为诸子百家的九流八派，早已在2500年前光临了人间。
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没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可是我们有儒家的孔子，我们还有名家的公孙龙、有墨家的墨子，他们各取一点就活脱了一个苏子；我们没有古印度的释子，可是我们有道家的庄子、老子，更还有儒家的孔子，他们各取出一面俨然一个释迦。
这就是中华的文化，人类历史自原始以来的精彩，无不早已纳入中华文化这个大口袋。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各色新生派，诸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直到马克思，他们所发明的文化，无不可以在中原安家，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太庞大，我们总有相通的基因将他们吸纳和同化。
文化基因的庞大，我们就不怕任何灾难，适者生存总是与适合环境的基因为伴。所以尽管历史已有5000年，中华民族总是生生不息，自我调节，不断涌现出新的生命源泉。而这个无比巨大的基因库中的主体、最优秀的精华，就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最为本质的主体基因。
1927年的梁启超在考察欧洲诸国之后，写道：“中国偌大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无文化？如有文化，我们此种文化的表现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我们可以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开儒家文化。”(梁启超《儒家哲学》写于1927年)。
无论时世怎样变化，无论何人前来当家，无论实行什么制度，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各自特质的时代文化，但是不论在哪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子孙总是不能完全抛弃“大道”的信念，总是要继续启用儒家文化，他们总是或多或少、或即或离地启用儒家文化这个传统的道义和信念。
但是这种对儒家文化的“或多或少、或即或离”，却决定了他们与大道的距离，众所周知，“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总是会起作用的，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执政者来讲，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歧化”，在所难免。于是孔子有句名言，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说明了即便在中华民族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道；当然历史也做出了验证，并不是随便走什么道，都可以到达理想的彼岸。
历史已经证明，不同特质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程度和类别的灿烂，决定了王朝是长治久安还是夭寿短暂。
历史永远不曾忘记秦氏赢政的“亡不旋踵”秦家王朝虽一统天下大功告成，但“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苛治天下，却落得个只有15年天命的“亡不旋踵”！李斯、胡亥、赵高这些匆匆的历史过客，篡权阴谋虽然相继得逞，自相残杀却落下个令历史深思的笑柄与噩梦！
历史永远也不会忘记，董仲舒、朱熹弘扬儒家文化的瑕不掩瑜的功绩。造就了汉武帝的鼎盛、南北宋的昌明。
历史也不会忘记康熙祖孙三代的兴隆。原本游牧民族的女真，由于学习了汉文化，不仅坐稳了大汉民族的天下，还留下了康雍乾盛世的震古烁今的美名。
可见，人类优秀的文化——起源于汉民族的儒家文化，谁都可以信仰她而取法于她得益于她。康熙为此把握了61年的皇权，奠定了大清帝国296年的江山！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以凤凰涅槃的，花开二度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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