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学正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热点，古代先哲们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应该如何继承，这也成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积极思考的问题。国学是什么？国学在当今社会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在领导干部中推广国学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对当下的国学热应该怎样看待？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网文化中国特别采访了《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一书的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
以下是采访实录：
文化中国：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即将开讲，请您介绍一下策划这一大讲堂的初衷。
王杰：即将开办的“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四卷本）为依托；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举办“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的初衷，简单地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在领导干部中深入持久地传播国学知识，也包括目前大家十分关注的古代官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文化中国：事实上，国学一直处在争议中。首先就是国学的概念，您如何理解。在“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中您是如何对国学内容进行分类的。
王杰：所谓“国学”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它的原始含义，一层是它的现代含义。国学的原始含义就是指西周时期设于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就是指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这一点是历史事实，没有太大争议。引起争议和歧义的是国学的现代含义。国学的现代含义就是指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本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从学术意义、现代意义上看，国学是个外来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保守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本国的学术传统的总称，大意是指与西学相对的本国所固有的学问、文化。这是当时清政府驻日大使黄遵宪在1887年完稿、1895年正式刊行的《日本国志》里记载的。“国学”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被引入到了中国，最先在中国使用“国学”的人是大学者梁启超。当今有些学者反对使用“国学”概念，我看也大可不必，荀子说过，约定俗成谓之宜。很多概念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国学概念就是这样。学术意义上的国学被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流行起来，但关于国学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我认为，这个问题短期内不会有解决的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国学”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可能会像对“文化”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一样，看来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很难在同一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尤其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就是当年的国学大师们，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国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分歧。现在对国学的定义有几十种之多，可见，在究竟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我们求同存异，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可以把国学分为狭义上的国学和广义上的国学，狭义上的国学就是指传统的经史子集，而广义上的国学则包括民国以前中国所有的学术与文化的总和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不但包括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天文、地理，而且还包括书画、术数、医学、星象、音乐等，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我在主編的《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中，是按照国道、国学、国艺、国术来划分的，当然，这只是对国学众多划分中的一种，不必也不可能人人都认同。
文化中国：对于国学在当代存在的意义，各界也有一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于此，您如何看。
王杰：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呈现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启蒙运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论”，“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全盘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之间的中西古今的论争，儒学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以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为纽带构建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清王朝覆灭后，儒学丧失了两千年之久的统治意识形态地位；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远动的批判，提出“打倒孔家店”，儒学沦为落水狗，人人喊打；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破四旧”，认为中国传统文是垃圾，是迷信，是保守的，是“封资修”的东西，一概否定，进一步将儒学清理出我们民族的血脉，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然而，实践证明，彻底否定传统和全盘西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离开自己的传统迈向现代社会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成功的现代化是完全从外部输入的。
“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上的腾飞，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为什么深受儒学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上能够快速的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儒家伦理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是阻力还是动力？
港台现代新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东方式的工业文明”或“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张。现代新儒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间要走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或“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通过复兴儒学，以现代新儒学为指导思想，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强国。当然，港台新儒家的主张只是停留在思想讨论上，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至少说明，儒学与现代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研究。
除此之外，儒学在当代社会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文化中国：如今，我们的社会在道德、文明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人情冷漠、官本位、腐败、不文明等。一些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另一些人则认为传统文化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王杰：现在社会上出现了道德危机，文明滑坡，如最近在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就凸显了某些人的“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凸显了人性的冷漠。
上个星期天刚刚结束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就特别关注社会道德问题。在申论试卷中，有这样一段话：
某媒体报道：当前医疗领域，个别医生不讲医德，“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回扣的现象屡禁不绝。更有甚者，将病人视作唐僧肉，不从病情出发，多开贵重药品，动辄作“CT”、上“核磁”，徒增患者负担，为小团体牟利。另有报道指出：在教育界，也有一些学校出现少数教师借补课、家访、排座位、安排班干部等事务，公然收取好处的现象。某市一中学给学生家长每人寄了一封信，在信上学校划定了20本名著，要学生到“指定书店”购买。很多家长认为，学校给指定的书店打广告，个中原委令人生疑。还有个别领导干部忽视自身的道德建设。出了事故，主管领导极力隐瞒事实真相者有之；面对群众的质疑，搪塞推诿者有之。还有些干部利欲熏心，玩弄数字游戏虚报功绩，甚至大搞损害民生的“政绩工程”希图换来个人的升迁。
试卷中，还提到了某位伦理学家的观点：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既有反映统治阶级要求，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观念和规范，又有反映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观念和规范。比如，孔融让梨中的谦让、孟光梁鸿举案齐眉中的和睦、乐羊子妻断机劝夫中的深明大义……每个故事都反映出一个时代所提倡的社会道德风尚，也成为今天我们增进人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参考教材。但封建伦理道德中宣扬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则是糟粕，应该否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在国家公务员试卷中，提出这个问题，可见当前的社会道德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而试卷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
中国儒家思想毕竟是传统的思想，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官本位，个人崇拜，唯书、唯上，不唯实，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民主法制观念，依附性人格，皇权思想，重视群体，忽视个体，不重视公平，不重视效率等，今天仍然有负面影响。但也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观念。比如，道德就像一条主线贯穿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始终，是我们民族的底色。注重道德，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但另一方面，人伦道德、精神世界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充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精神的危机、价值的扭曲、人情的冷漠、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社会黄赌毒泛滥、权钱色黑交易，充斥在社会任何一个方面。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难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一定要以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为代价吗？如何来化解这个矛盾？西方文化无法给我们提供答案。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过去被我们当做垃圾丢掉的儒家思想，能否提供一些有利的支持和帮助呢？提供一些启示呢？有。就义利关系来看，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人人应该获得自己合理的物质利益。孟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鱼和熊掌都是人所需要的，孟子说应该见利思义，欲而不贪，君子义为上。见利思义，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以义为先、道德价值优先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尤其需要。
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在社会上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弘扬儒家思想，不是弘扬糟粕的东西，而是有价值的部分。比如注重做人，注重道德，注重学习，注重教育，注重孝道，注重敬畏，注重慎独，注重简朴，注重君子人格的培养（也就是理想人格），重义轻利，注重人际和谐，注重忧患意识……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所在。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