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主要著作。《四书集注》（通称《四书》）是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本书，连同《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合称《四书五经》，被公认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元典。在文化发展史上，《四书》和《五经》相互联系，代表着文化发展一脉相承、相互衔接的两个时代。

　　孔子总结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收集整理《周易》、《诗经》、《春秋》等典籍，创建儒学。这些儒学经典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遭到毁灭。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五经》。由此一直延续到隋唐，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

    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发生两件大事。一是佛学传入，二是道家产生。这说明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滞后，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原始儒学回应不了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的挑战，日益边缘化。

　　《四书》是朱熹确立的。《四书》说法始于南宋，有朱熹才有《四书》。《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朱熹重新选定文本，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退《五经》进《四书》”，确立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由“五经时代”发展到了“四书时代”。

　　《四书》是在福建确立的。由于中原战乱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南方转移。特别是多次移民潮，大大加快南方经济社会发展。到宋代，福建浙江这一带，经济文化已跃居全国前列。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的产生，反映了中国文化重心逐步南移的过程。朱熹从33岁到71岁，将近40年的时候，来修订《四书集注》。《论语》的注释大改七遍，直到临终前还在修改《论语》。《四书》是在漳州首先印刷的。

    《四书》回归元典，创造元典。《四书》继承《五经》，又发展《五经》。《四书》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毛泽东指出，孔子到“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地位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深刻说明了朱熹在维护巩固孔子地位的历史性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人不仅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生命主要是由该民族的文化元典决定的。文化元典融入民族精神血脉，内化为民族文化基因，构成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四书五经》等文化元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

　　《四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端正了方向。其最大的贡献在于融汇了儒学、佛学以及道家思想。 “继绝学，绍道统”，确立了以儒学为中心，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构架，构筑起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家园。其次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首次完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形成了包融创新、儒佛道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和架构。第三是以崭新的文化形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主要标志。第四是标志着中华文脉南移，奠定了福建“海滨邹鲁”确然卓立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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