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答道：“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了；如果把邪曲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

　　显然，在孔子看来，人民并不是服从权势，而是服从真理，服从公平正义。把不公正和不符合正义的东西强加到他们头上，他们不会服从。权势的压服并不能改变天赋的良知，哪怕人们不得不暂时屈服，心中仍然向往光明。
 
　　同一章里，还记有鲁国执政大臣季康子内容相似的提问。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估计季康子感觉到他在百姓中的威望不高，于是有此一问：“要使百姓恭敬我，忠于我并勤勉努力，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你对百姓庄重，他们就会恭敬你；你孝敬老人，慈爱子女，他们就会忠于你；你举用好人，教育不好的人，他们自然会互相鼓励劝勉了。”
 
　　关系是对等的。作为统治者，你对人民庄重而不轻佻，人民才会敬重你。你用正当的政策，才会有正当的回报。你希望人民正直而不邪媚，善良而不邪恶，坚持真理而不屈从权势，人民才会对你正直，忠诚，勤勉，上进，公正。
 
　　可是，法家不这么看。如果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韩非，韩非的回答一定是：你有权势，有国家机器，不怕人民不服从。
 
　　根据来自于《韩非子·五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他的主旨，就是要说明，治理天下，靠仁义不行，权势才行。我挺佩服他直面现实的学术勇气，但是，他这段话确实太下流了。一个人，崇拜权势，可能是他自己的事，但他把权势崇拜理论的基础建立在普通人民的人性之上，宣扬什么“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则作为民之一分子，我首先就不服他对我本性的鉴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可能不得不在一些特定或特殊的情境之下屈服，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心甘情愿，更不会让我们感恩戴德。屈服往往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的选择，如同让我们在断一指或断一臂之间选择，我们选择断一指，难道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吗？甚至还要对它给予我们这样选择的权力感恩戴德？其实，法家的政治诀窍，就是在服从之外再加一个更加严厉的选项，以使人民选择屈服。屈服者，屈辱之服也。
 
　　以一个下等君主君临天下，而“境内之民莫敢不臣”，这本来就是不正当的社会和政治，韩非对此不是批判控诉而是津津乐道，这已经显示出法家政治良知的薄弱，而把天下太平建立在人民的“不敢”上，从境界上讲，就已经比儒家低了一层，在古代，它除了建立表面上的所谓“太平盛世”外，人民不可能幸福——因为幸福不可能在人的自主选择之外，幸福更不可能与屈辱薰莸同器。在今天，这样的理论，不仅在法理上不能通行，在人民那里更不可能被放行——公正，源自人心，人心，天然向慕公正。而人心，是最后的决定胜负的力量。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