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说，2000多年前“轴心期”的思想光芒依然普照，时到今天，我们依然受惠于那个时期的思想智慧。而20世纪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大变革时代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人文理性，把自然和人也变成了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利益至上，造成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深刻影响世界格局。新时期呼唤有一个新思想上的突破。汤先生呼吁，国学热倡导回到文化传统，从文化源头寻找力量。西方思潮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人和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第一次启蒙运动后，自由主义思潮倡导从“张扬个性”到“把个人看成中心”。“第二次启蒙运动”则提出，关心“他者”、尊重差异。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和中国古代思想相沟通，呼应了“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中国传统思想。

　　汤一介先生表示，“事不避难义不避责”的父训，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在75岁时，他提出开始编撰《儒藏》工作，并担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出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并带领世界各地学者300多人翻阅故纸堆，在浩瀚长卷里穿越重编《儒藏》，就是对父训的坚守。汤先生不知道是否能看到一个大圆满，对于一个已经85岁的老人来说，选择这样坚持做，只是想“做这个事情很重要，很有价值”。汤先生心里装着父训，把它深深地镌刻入骨髓，成为一种精神的呼应和生命存在的方式。

　　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

　　汤一介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儒学可以说源远流长。从孔子起，儒家就是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

　　汤一介先生认为，新时代的儒学应该是“返本开新”的儒学，应该是融汇古今、贯通中西，既“返本”又“开新”的文化。所谓“返本”，是指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精髓；所谓“开新”，就是在坚持这些基本精神、继承发扬的前提下开拓创新。因此，两者是互为促进的关系。近现代，“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冲击，后来我们又遭遇“文革”，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饱受摧残、抛弃、断裂之痛。但“西学”的冲击，“文革”的洗礼，从另一个角度使得我们现在得以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应该吸收什么。

　　汤一介先生谈到，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经济的不断崛起，让中国以及中华文化有了复兴与新兴的契机。

　　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等等，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儒学可补充修正西方文明

　　汤先生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因此，在我们再次面临复兴与新兴的机遇之际，要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要更加重视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包容和萃取。

　　汤先生谈到，西方的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福祉，也带来了弊病。由“科学万能”引发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界惨遭破坏；自由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造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相互敌视，唤起了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无止境贪欲，致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上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以消解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之后逐渐发展成“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为目标。他们认为，如果“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应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别”。

　　汤先生说，现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对西方文明起到补充修正作用。“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学在某些观点上是相同的，比如“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与儒家的“天人合一”，“关心他者”与儒家的“仁爱”精神。这说明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思想宝库中，确实包含着若干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对克服“现代性”可能发生的弊病起消解作用。

　　“天人合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其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汤一介先生认为，这话揭示了人类社会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有鉴于当前对自然界的无序破坏，汤先生认为，儒学中的“天人合一”学说可以为“人与自然”的相处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孔子主张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就是要合理利用“自然界”，“畏天”就是要对自然界尽尊重和保护的职责。“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

　　无论深层生态学还是现代环境伦理学都倡导着人类对自然的三种态度：亲近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最前卫的人应具有的意识，已在两千年前被我们的老祖宗道出；儒者的最高境界“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汤一介先生呈现给我们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汤先生认为，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这就是说，如果真能如此，中国的“启蒙”所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是最为丰厚的。
 
 
 
 

责任编辑：刘永锋